大伯实际上不是我的亲大伯,和我家是一个出了“三服”的

同族叔伯伯。大伯叫杨喜来,比我父亲年长仅一天。大伯之所以叫喜来,是因为他的父母结婚多年没生育,后来通过拜菩萨和吃中药调理,才在他的父母年近五十的时候生下他。老年得子,喜出望外,所以他父母把他取名喜来。

大伯天资聪颖,不负众望,特别会读书,每次考试,都是全乡学堂第一名。尤其是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深得学堂先生喜爱。在他刚满十四岁的时候,就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

正当全村父老乡亲对大伯充满期待的时候,一场厄运降到大伯的头上。这场厄运不仅彻底击碎他的人生梦想,而且是伴随他一生的人生灾难。

那是一九四九年春节前,大家正在准备过大年的时候,村里突然来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进村抓壮丁。见到青壮年就五花大绑,押送去国民党军营,送到前线充当炮灰。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顺口溜:国民党来抓壮丁,押上前线去送命。十人去了九个死,留下一个残疾人。当时大家对国民党抓壮丁行为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就在这个严寒的冬天,大伯被迫当了一名“壮丁”兵。为此,大伯的父母双双含恨身亡。

由于大伯有文化,又写得一手好好字。被安排在国民党军队高层机关当文书。后来被胁迫到了台湾。大伯一直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满。一心想摆脱黑暗,回到大陆,回到家乡。

一九六二年的腊月,大伯由于不满国民党台湾当局的腐败统治,心向光明,主动脱离国民党军队,偷偷从台湾潜回到大陆。刚上岸,就被福建沿海巡逻的民兵,把大伯当成台湾派来的特务给抓了起来。后来又被县公安局几个警察押回到村里。当时的说法是,大伯是从台湾潜回大陆,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特务。本应判刑,投放到监狱劳改,但他坚持不认罪,法院没有确切证据,未做最后宣判,暂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押回原藉,由村部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就这样,大伯第一次被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

大伯的“历史反革命”帽子一戴就是三十年。一九九二年秋天,县人民政府和法院,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和有错必纠的原则。彻底为大伯平了反。

大伯摘帽后,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扬眉吐气,喜事不断。先是拿着县政府发给他的奖金和安家费,建起了新房。接着他与本村一位带子改嫁的寡妇结婚成家。后来不久,国家实行联产承包政策,他家分到三人责任地。一家在他的带领下,大搞种植和养植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但好景不长,大伯一家又连遭命运打击。先是他的继子在结婚前夕,与女方发生口角,一时冲动,将女方打成重伤,被判刑七年,收监劳改。接着,他妻子精神失常,他也得了严重的糖尿病。全家没了劳动能力,生产无法进行,失去了生活来源,只能靠政府的低保度日。从此,大伯又被戴上“贫困户”的帽子。

就在大伯对生活深感困境和绝望的时候,党的扶贫政策春风,吹暖了大伯的心,让他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在他继子提前出狱的当天,省里精准扶贫工作队进了村。省扶贫工作队对大伯精准施策帮扶,在为大伯一家人大力帮扶发展种植业和养植业的经济扶贫的同时,还对大伯一家进行健康扶贫,将大伯夫妇俩免费送进县医院治疗。这样,经过三年时光,省扶贫工作队不仅为大伯夫妇治好了病,而且帮他一家摘掉多年“低保贫困户口”的帽子。

大伯两度“摘帽”经历,让他大为感慨。2020年8月30日,也是省扶贫工作队向大伯宣布脱贫摘帽的时候,他激动地写了一道打油诗:共产党是真正好,两度为我来“摘帽”。全心全意为人民,红色江山万年牢。(文/杨林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