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至16日,作为“核二代”的我带着对309铀矿先驱无限崇敬的心情,来到了被誉为“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的湖南郴州金银寨铀矿和下湄桥湘核先驱纪念碑。这个曾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提供了原料,争取了时间的功勋矿床,记录了核工业的艰难起步,见证了309核地质人为国争光的赤子情怀,更留下了创造这些奇迹的许多感人故事。

那个叫金银寨的地方

1955年8月16日,一架在大雾中偏航的航测飞机偶然在郴县许家洞发现铀矿异常。随后,309队2分队派出一支20多人的小分队进行勘查,终于在许家洞棉花岭找到了之前抛下用作标记用的石灰包,并在此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大量伽玛异常。经过对此地段开展地面普查、槽探揭露后,得出结论:该地区的铀矿工业储量,完全可以满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所需。9月22日,又发现了天堂、大坪、棉花岭东段三个部位有大量高强度的伽玛异常。12月在中苏两国专家研讨会上,苏联专家提出:为迅速扩大找矿成果,加速探明许家洞矿区矿化规律,中方应快速成立一支地勘队伍,开始钻探和坑道作业,以探明100米以下的铀矿资源。由此,1956年1月5日,正式组建了309队10分队,打响了许家洞矿区铀矿勘探的攻坚战。

金银寨矿区外景

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听从祖国的召唤,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刚来时,大家一看这里群山起伏,荆棘遍布,人烟稀少,山区整天都是云雾缭绕,又不知道到这里来干什么,心里都凉了一半截。江泉坤就是随着8位木工作为技术骨干从长沙建筑队调来的,可是到后接连十几天都没有安排工作,闲不住的他就去找领导想询问个究竟。随后领导召集他们开了一个会,会上说:我们从事的是国家保密工程。这种矿只要有火柴盒大小就能制造出连美国都很怕的武器来,有了它,祖国就会强大起来!这是毛主席亲自部署,周总理亲手抓的事业。听了这些话,大家一想到自己投身的事业关系到国家命运,都万分激动,立志要在这里找出大矿,去向毛主席汇报。

金银寨铀矿勘探旧照

这个往日寂静的南方山野一下变得热火朝天起来。没有住房,他们用麻竹编墙,树皮作顶盖起了简陋的房屋;通往坑道口的道路要修,他们就白天顶着烈日,夜晚披着月光,用簸箕锄头人拉肩扛地干;山区的蚊虫多,一些同志患上了疟疾,咬着牙仍坚持着;北方来的同志熬过了南方酷热的天气,却适应不了潮湿闷热的季节,许多人都病倒了,但没有一个退缩。当地老百姓甚是好奇,问道:你们是找什么矿?出于保密需要,只能告诉他们找金矿银矿。从此,人们便开始称这里是金银寨了。

千米大会战

309建队初期的铀矿地质勘查为苏联专家广泛参与的中苏合营模式。1958年4月,由10分队提交的两份金银寨铀矿床储量报告,成为中苏谈判的必要资源依据。以此为基础,苏联专家又提出,必须在1959年到来之前开采出500吨铀矿石。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大规模建立矿山,建设水冶厂。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1958年9月,刚筹建不久的309队又开展了千米大会战。整个矿区18个工区,干部职工加班加点,地上地下齐奋战,开启了一个月的千米大会战。此时,大家心里的想法只有一个:只要能造出原子弹,拼了命也值!

在坑道掘进中遇到了两个困难:一是含铀岩石是一种热变质岩,二氧化硅含量高,颗粒细密,岩石坚硬高;二是地热资源发育,坑道内的地下水温度达到45度-50度。

坑道掘进

刚开始时,坑道的掘进采用了湿钻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经常出现卡钻头的故障,因为常换钻头而耽误时间,一天最多只能掘进十几米。24岁就担任机长的王友朋回忆到:为了赶掘进度,我们打起了干钻。打干钻比打湿钻要快得多,每天可掘进30米-40米。但打干钻灰尘特别大,当时也没有防护条件,一天下来,全身只有两个眼珠是白的。曾担任炮手的曾怀常也曾回忆到:在打10号坑道时,地下温度很高,一个人只能打十几分钟就受不了。很多人都光着身子,用洗澡毛巾围着下身干。有时前面的扛着风钻干,后面的人用皮管喷洒凉水,以此降温。

勘探队中巾帼英雄

来到下湄桥小区,遗属李招翠就回忆着对我说:她的丈夫蒋菊林就是一名风钻工。当时她们来工地送饭,看着坑道出来的人从头到脚都是黑的,根本分不清哪个是自家丈夫。有时想到坑道口去看看,只听到里面有人说,别过来,里面的人都没有穿裤子。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都以此为乐,不时还故意接错饭盒,说每天都能吃百家饭,引来哄然大笑!

8号坑道是含矿品位高、矿石质量好的坑道之一。1956年4月从水口山铅锌矿调入309的周志章当时就担任了8号坑道的工长,他曾回忆说:当时他们分成了四个队,经过一个月的奋战,完成了平时需要半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打下1111米,创造了全国纪录,也树立了像唐恩武这样“千米英雄”典型人物。对此,苏联专家都感叹到:这样的事在我们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在坑道掘进中大家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地面上的钻探施工也是如此。当时的设备都是从苏联进口和国民党政府时期从日本购买留下来的。由于技术不熟练加上地层复杂,施工中经常出现卡钻、垮孔、埋钻等现象,有时处理一个事故,需要几天几夜连轴转,累得筋疲力尽还不一定处理得好,让人心急如焚。一次,17号钻机出现了卡钻事故,面对又粗、又大、又笨的苏式设备,三十多个小时仍无法排除,急得机长朱富堂大冷天都满头大汗。苏联专家提出用人工打吊锤的方法解决,但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人力。虽然当时已是深夜,但一声号令,工区100多名职工打着火把涌向机台,整个晚上“一二,加油!”的号子响彻了夜空。凌晨五点当钻杆提升起来时,掌声和欢呼声再次响遍了整个山谷。

1963年10月，1号主井和1号副井的建成，为矿山扩大产能提供了必备条件

就这样,经过10分队的艰苦努力,终于在苏联专家指定时间内提交了又一份金银寨铀工业储量报告。1959年7月地质部确定金银寨矿床为第一批开采的铀矿山,711矿也由此正式上马。金银寨就在309队铀矿先驱们的奋战中成了“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而今这三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储量报告已陈列在即将开馆的711红色教育基地的展厅里。

不能忘怀的功勋们

在郴州,我来到位于下湄桥街道谭家组的后山上,拜谒了湘核先驱纪念碑。这里安葬了74位为我国核地质事业献身的先驱。这座建于2014年的纪念碑,是为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50周年而建的,更是为了让我们记住那些为国捐躯的309队的功勋们而建的。

1955年309队十分队部分队员合影

铀床勘探有着极强的放射性辐射,井下坑道作业更是粉尘极多,加之当时防护条件、医疗条件都很差,1956年6月,矽肺病开始在坑道作业区蔓延。这种病为吸入大量粉尘所致,早期症状是咳嗽、咳痰、头昏,后期肺部出现石化、纤维化,而呼吸困难致人于死。医学上把矽肺分成三级,一级矽肺只能慢慢调养延续生命,二级三级基本无法医治。据309队队史记载:1960年12月初,已有400多人患上矽肺。其中重度三级116人,二级154人,一级和疑似192人。他们大多都是30岁-40岁就英年早逝,最年轻的只有27岁。

年仅36岁的彭发朝去世后,第一个安葬在这里。1960年他被查出患有二期矽肺病,1964年去世。在弥留之际,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却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在我死后,请组织把我埋葬在医院后山上,让我好好看着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看着我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们长大成人。

2009年去世的陈长和,他的病床上一直插着两面小旗,一面是党旗,一面是国旗。他说:党旗,让人时刻记住自己是共产党党员;国旗,让我想起伟大祖国。我虽然和许多同事都倒在了铀矿建设战场上,但是国家站起来了,国防强大了,值了。

周都理1956年来到了309队,先后从事木工、支架工、风钻工。由于长期的井下作业,他患上了三期矽肺,1966年去世。弥留之际,他对领导说,我请求死后能够和战友们埋在一起,埋在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领导含着泪答应了他的请求。

严富堂到了金银寨后,先后从事过井下搬运工、风钻工。在千米大会战中,和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班组成员一道,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为了突击10号坑道,他们班从8号坑道调到了这里。他们不分昼夜,困了就靠在坑道边睡一下会,想方设法一定多打几米,争得第一。一次,他换班时,从凳子上跳下来,一脚踩到了一颗五寸长的钉子上,鞋都脱不下来了,他二话没说,拿着剪刀就把鞋子剪开了。这才发现钉子足足扎到脚里二寸多,差点就把脚扎穿了。为了赶进度,硬是跛着脚坚持上班。由于成绩突出,他所在的班评为千米坑道先进班。1972年,他参加了核工业部先进表彰大会,有幸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当时亲切地对他说:靠你们,我们原子弹造出来了,我们中国腰杆子硬了!

一座座坟茔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张张朴实的笑脸树立了一个个不能忘却的丰碑。邓石庚、蒋菊林、朱顺波、刘舜琪、江泉坤……74位309队铀矿先驱们安眠在后人为他们树立起的丰碑里,铭记在共和国的史册里。

一盆洗脚水背后的守望

18岁入伍后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蒋菊林在一次战斗中一条腿被子弹打穿,是排长从死人堆里把他背了出来。1956年已是排级干部的蒋菊林转业后,服从组织的安排来到309队当起了风钻工。由于腿上有伤,蒋菊林不能长时间站立,为此,每天晚上,他的妻子李招翠总会烧好一盆热水给他泡脚,以缓解疲劳。

这天,李招翠还和往常一样烧好一盆洗脚水,等着丈夫回来。可是她等来的却是丈夫因矽肺病在工地上病倒的消息。在丈夫去世的前一天,他拉着妻子的手说“如果我不在了,苦了你和孩子。但你千万不要麻烦领导,万一过不下去,党和国家会管你们的。”在病床前李招翠默默答应了。丈夫去世后,她心如刀绞地哭着说:他腿上有伤,我几次找到领导想给他换个工作,可每次都被老蒋拒绝了。现在,我烧再多的再多的洗脚水他也回不来了!

蒋菊林去世后,给李招翠留下的是4个孩子5张嘴,每人每月8元钱的怃恤费。面对这些,李招翠咬着牙,到盐业公司干起了扛盐的重体力活;在市场上捡别人不要菜叶,换着花样给孩子们吃……

住在下湄桥家属区的遗孀们（摄于2014年）

在这里,像李招翠这样的矽肺病遗孀还有很多。她们放弃了自己的优越条件,追随丈夫来到这里,或为一线职工洗衣做饭,当好后勤;或养猪种菜,帮助职工改善生活;或扛钻杆,修马路,支援一线上战场,默默支持丈夫的工作;丈夫去世后,她们用羸弱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由于核事业的保密,她们有的甚至连丈夫的工作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直到丈夫病倒了,才知道自己丈夫事业的崇高伟大。在下湄桥生活小区最多的时候居住着100多位遗孀,现在还居住着36位,这里曾经被人称为“寡妇村”。岁月的沧桑,让她们每个人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1963年,21岁的张克桂与王增富定下了婚事。婚后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每回丈夫回家探亲都咳嗽不止,张克桂总想问个究竟,但每次都被丈夫搪塞过去了。一年,已身怀六甲的张克桂突然接到了单位的电报,要她到郴州探亲。可一下火车,她就被接到了郴州市人民医院。原来此时的王增富已因矽肺病倒在了病床上。为此,张克桂这才知道因为丈夫一直在坑道里工作,得了矽肺病,可丈夫却一直在瞒着她。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王增富异常兴奋,他激动告诉张克桂,原子弹的原料就是他们挖出的矿石。这时张克桂才知道:平时默默无闻的丈夫原来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事业,是他们用生命和忠诚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做出了贡献!1970年的春天,王增富走了。张克桂抱着襁褓中10个月大的婴孩,带着两个大儿子,扶着丈夫的灵柩回到了常宁老家。

武秀芝是掘进工朱顺波的妻子。武秀芝记得在朱顺波临终之际,没有悲伤,反而还宽慰地对她和前来看望的战友们说:人总是要死的,为尽快造出原子弹,为毛主席争光,我们死而无憾。丈夫走后,武秀芝仍然一如既往地和家属们开荒种菜,喂猪做饭。1970年元旦之夜,武秀芝作为二机部先进家属的代表,在北京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她回忆到,当时周总理拿着代表名单,问道:“你是武秀芝?”她回答:“是。”周总理接着说:“半边天就你一个啊!太少了。”周总理接着亲切的问道:“你爱人是干什么的?”武秀芝答道:“他是坑道掘进工,因患矽肺病已去世了。”总理听到这里神情沉重地说:“我听过二机部的汇报,那时我们的防尘设备不好,为核事业你们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总理也知道我们!”当武秀芝把周总理的关怀带回来时,广大职工家庭激动万分,奔走相告。

中国第一功勋铀矿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故事,讲述着309人感天动地的牺牲和奉献。祖国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功勋铀矿的旧址已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共和国功勋史册上将永远留下他们光芒。（文/朱永智  编辑/汪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