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我受《把青春献给祖国》宣传画感召,报考部属中专,学了地质专业,踏入地质门。1959年,我在学校读书期间参加了湘南的1:20万区域地质测量,自此开启地质生涯。

当时,地质勘探被誉为“工业尖兵”,恰逢国家急需,提出地质勘探要超前两三个五年计划。可惜国家遭受三年大灾,湘南地区久旱无雨,田地龟裂,作物枯黄,颗粒无收。

我随老师同学奔赴湘南,开展区测工作,四五人一组,带着器具、背负行囊,平均每天步行20-25公里。我们沿着勘测线,翻山越岭,穿林涉水,沿途观察,在1:5万军用地图上定点、勾图、描述,采集岩、矿石、古生物、金属量各类标本样品,进行泉井调查,矿点踏勘,搜集矿山相关资料等。吃饭在生产队公共食堂,住宿就在小学拼凑的课桌上,或空了的谷仓和水泥地板上。每当路过村庄,村民看到我们衣衫褴褛、邋里邋遢、狼狈不堪的样子,误以为是逃难的、要饭的,我们解释是找矿勘探的。

两年两度,我们一共完成了湘南十多个县市范围1幅半区测图任务,为学校增收经费几万元。学校为地质班同学统一添置深蓝色劳动布夹克式着装和登山鞋。每当参加大型集会游行活动,我们整齐划一地行进在队列里,别提有多神气!内心更为自豪的是,全省1:20万区测图也有我们付出的努力。

1961年8月中专毕业,我被分配到冶金235队,从事稀有金属矿床评价工作,负责槽井探编录。任务紧迫,施工速度快,下井需用电石灯照明,双脚踏在井壁的“穴眼”里,常常一干就是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腰酸腿胀,稍有失足摔到井底,伤筋断骨,甚至丧命。当时,一位同事不慎摔倒,终身致残,只能靠夹板护腰度日。

盛夏酷暑,我和邢地质师等五人,在望湘花岗岩地区做稀有金属普查,从丁字湾--晋家山几十公里实测1;1000地质剖面。尤其在花岗岩裸露的不毛之地,天上晒,地面蒸,犹如刚揭开的蒸锅,热浪令人窒息,导致我们带的中午饭不到10点钟就馊了,只能以泉溪水充饥解渴。

烟坡稀有金属矿区评价结束后,我参加了报告编制。在邢地质师等老同志的指导下,整理原始资料,编制综合图表,参与储量计算。我和另两位同学用算盘计算矿体厚度、平均品位、矿石量、金属量、厚度品位变化系数等,仅厚度和品位变化系数就算了一两天。几个月里,加班加点是常态。

1963年,我去了浏阳蕉溪岭钨铜矿区做矿床评价,每当发现新矿脉,内心的喜悦油然而生,疲劳消减一大半。在蕉溪岭——唐家园一带进行1:1万重砂测量,我和负责淘洗的唐芳礼、采样的王永周两位师傅按测网采取残坡积层重砂,淘洗烘干成样,配合默契。有一天,完成一条溪沟网线取样后,天色已暗,没有月亮,不见星光,伸手不见五指,还走错了路。我们抽烟的火柴全划完了,行走在傍山小路,稍有不慎就会从山上摔到沟里。唐师傅曾是抗美援朝的侦察兵,小王师傅大我一两岁,他俩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牵着我的左右手,亦步亦趋地往前挪。终于,我们看到对面山腰有一丝光亮,那是一座山神小庙燃着的油灯,说明我们离驻地还有一两里路了。突然,猫头鹰一声啼叫,猛地从我们头顶飞过,吓得我们毛发直竖!回到驻地村口,远远看见六七个社员擎着火把朝我们走来。

蕉溪岭矿床评价结束后,勘探公司决定移交给冶金214队勘探,赵地质师指派我和214队周敬槐作现场和资料交接。一天,我俩带饭上山,刚到矿区制高点附近,突然狂风大作,乌云翻滚,电闪雷鸣,霎时暴雨如注。我们来不及选路,连滚带爬地拼命往山下跑,手也划破了,全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不断滴水,登山鞋也灌满水,鼓哧鼓哧作响。最后,来到南坡的一户农家,主人给了我们干衣服,还做了吃的,我们把淋湿的衣服拧了水烤干,到分队部已接近下午5点了。受了风寒,我俩感冒了两三天。

1966年,大队综合组安排我去江永铜山岭铜矿区协助地质组工作。1970年,我随235队一分队调冶金246队,在颜家冲铁矿床从事补勘工作。当时有一个钻孔在矿层位置采取率不到40%,我在班报表上签署:要求导斜,采取率达到75%以上。机长不同意,反映到分队,分队领导找我谈话:现在任务紧,能不能变通其他方式不导斜?我还是坚持导斜,领导接受了我的建议。经过两天准备,我连续跟班导斜,控制回次进尺,终于打出了厚大工业矿体。机长服气了,我也不留遗憾地放心了。

后来,我调至大队,先后工作于综合组、地质办、总工办,后任地质分队长。退休后外聘参加广西龙滩、四川锦屏两座超大型水电站建设工程,担任地质专业监理高级工程师到古稀之年。

地质生涯几十年,自勉自信是一名“地质匠”。诚望新时代的地质同行们,高歌猛进,把《勘探队员之歌》唱得更响亮,为国家寻找着富饶的矿藏,再创辉煌。(文/尹再荣  编辑/姚 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