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悄然迈入2026年,当我回望那段投身核地质事业的漫漫历程,胸中涌动的不仅是岁月的苍凉与厚重,更是那一代人“许身国威壮河山”的滚烫豪情。

最难忘的,是走进那片土灰色世界的第一眼。天是灰的,地是灰的,连人的脸色都像蒙了一层岩粉。水是又苦又涩的,矿化度高得能看见杯底一圈白渍,喝下去肚子就翻江倒海地闹腾起来,可大家端着碗仰头就灌下去。蚊子是成群结队来的,像一团黑雾,把人裹在其中;还有一种当地人叫“四脚蛇”的小东西,夜里总往鞋里钻,早上穿鞋要先磕三下。最骇人的是苍蝇——有个师傅打盹时被叮了眼球,差点瞎掉一只眼,第二天缠着纱布照样上塔。现在想想,那不是不怕,而是顾不上怕。钻塔立起来之前,命都是借给荒野的。

钻机那些铁疙瘩,是人用肩膀一寸一寸抬进深山的;没有路,就把钢管当滚筒,在稻田河沟里铺上跳板,喊着号子推着往前滚。号子声从沟底传上来,和钻头啃岩石的声音混在一起——都是人在跟大地较劲。没有房子,就砍茅草、剥树皮,搭起窝棚,能遮雨就行。一位老前辈说:“天当被,地当床,月亮是咱们的探照灯。”他说话时眼里有光,那光比月亮亮多了。

我们揭露分队流动性大,像追着矿脉跑的候鸟。大部分时候借居老乡家里,条件比前线的兄弟好——食堂、澡堂、锅炉房一样不缺,每月还能看一场露天电影。银幕挂起来的时候,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孩子骑在墙头,老人坐在石碾上,我们穿着油污的工作服蹲在最前面。电影放的是什么,早就忘了,只记得换胶片的间隙,有人用口琴吹起《勘探队之歌》,风把调子吹得断断续续。

工作中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上班带好料,下班带废料”。谁要是空着手从钻场回来,自己都觉得脸上挂不住。

80年代末,搬家最苦——钻机、柴油机、水泵这“三大件”,先卸塔布、拆厂房,用绳索从钻塔里一寸一寸拖出来。然后全队除炊事员外全部上阵,沿着羊肠小道肩扛手抬,油桶、塔布、钻杆、岩芯箱,一件件往新点挪。山路窄得只容一人通过,一边是岩壁,一边是深沟,扛着铁疙瘩的人侧着身子走,脚步却稳得像钉子。午饭就在路边啃干粮,风沙拌饭是常态,一直忙到下午三四点,才把东西全搬完。紧接着安装、挖泥浆池,等到天擦黑才直起腰。可第二天一早,号子声又响起来。

抬大件,所有人都抢着抬最重的那一头。笨重的铁疙瘩压在肩上,肩上的肉陷下去,又弹起来,血泡破了结痂,结了痂又磨破。领头的喊一声“嘿——”,所有人跟着应“哟——”,号子在山谷里撞来撞去,像把整座山都喊醒了。累了要歇,一定要走到稍微平整的地方才停——不是不想歇,是怕一停下,那股气就散了。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号子是喊给自己骨头听的:再撑一撑,路就在脚下了。

如今坐在窗前,清风徐来,往事像老电影一样一帧帧过。从钻场里的油污和汗味,到田野间的麦浪和蛙鸣,这些场景织就了我全部的青春。那段岁月给我的,不只是手上磨出的老茧和腰上落下的风湿,更是一把量过天地的尺子——此后人生里再大的难处,放到那架钻塔下一比,都轻了。

老辈地质人留下的“三光荣”“四特别”,当时从不挂在嘴上,却刻在每一个搬动钻杆的清晨,刻在每一口苦涩的饮水中,刻在塔顶上那个十七岁少年的第一次远眺里。那不是口号,那是命,是用肩膀扛出来的,用脚板量出来的,用一辈子守住的。

那些塔影、那些号子、那些荒野里的灯火,早已不是记忆,是植入血脉的坐标。这大概就是地质人最深的福分:我们把青春埋进了大地,大地还给我们一座精神的矿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文/张龙才  编辑/罗陈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