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件
“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纪事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之间，有一片石库门建筑叫做渔阳里；此处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靠近环龙路的一段是老渔阳里，靠近霞飞路的一段是新渔阳里，因许多中国共产主义先驱常匆匆穿行，所以它被誉为“共产主义小道”。当年，在其中两幢石库门房屋里所发生的一切，犹如迅雷划破黑暗夜空，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
老渔阳里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地点
1920年春，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抵达上海，寓居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他主编的《新青年》也随迁于此。
这里曾是原安徽都督柏文尉住宅，被称为“柏公馆”，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红漆窗檐比较典雅，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刻纹雀替。
陈独秀入住后，楼上厢房为卧室，也有书房；楼下客厅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参与编刊的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常在此挑灯夜战。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就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事进行了商谈。
在筹建党组织的同时，陈独秀等积极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1920年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在会上作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指出：“社会上各种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并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第一步争取“改良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4月18日，在陈独秀等支持下，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工界团体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筹备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会议决定在5月1日这天，除了电车、电灯、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公共事业，其他各业均须休息一日，工人群众列队游行以示纪念。4月29日，上海7个工界团体发表《工界宣言》，其中申明：“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5月1日，由于反动军警阻挠，不得不几次更改会场；下午3时，大会正式开始，在场数百人热情高涨，挥舞红旗，高声歌唱；工人代表首先慷慨演讲，学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继发言。大会通过决议：一、要求每日八小时工作制；二、组织真正的工会；三、各业工人要联合起来。然后，大会在“劳动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这是上海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1920年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组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酝酿建党工作。那时，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曾赴陈独秀寓所拜访，讲述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还听他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他一起谈论马列书籍和政治信仰；后来，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见面时说，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关键时刻”，“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林伯渠的《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也回忆：“我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当时的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月期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经两次开会商议，决定建立党组织，并起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8月，经征询李大钊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定名“中国共产党”；11月，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曾被称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由陈独秀担任书记，成员有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董亦湘等。成员们常一起讨论党组织工作和工人运动，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9月，陈独秀把《新青年》改版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内容由宣传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辟“新论”“通信”“随感录”等栏目；年底，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该刊由陈望道主编，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也在老渔阳里2号参与编辑。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共产党》月刊，编辑部设于老渔阳里2号；该刊第一次在中华大地竖起“共产党”的旗帜，阐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共出版6期。李达作为主编，常在亭子间里挑灯夜战。
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机关，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起草和刻印相关文件，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赴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会议期间，鉴于全国党员人数比较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先建立由3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共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仍寓居老渔阳里2号，常在此与中共中央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商量党的工作，并发出《中央局议决通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等重要文件，这里成为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
由于《新青年》常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引起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同年10月4日和翌年8月9日，陈独秀曾两次被捕；至1922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往北京。
新渔阳里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重要基地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对推动各地建立党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则成为其开展工作的重要基地。这里原是戴季陶住宅，两楼两底，青砖清水外墙镶嵌数条红砖带饰，门额刻着“惟德是辅”四字，两侧有砖砌方壁柱悬垂。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开辟宣传阵地，经维经斯基帮助，成立之初便创办了一个红色通讯社——中俄通信社，设于新渔阳里6号，由杨明斋主持。1920年7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世界要闻”专栏首次发表中俄通信社的《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相隔10多天，又发表《中俄通信社俄事消息》。从此，中俄通信社的稿件不断亮相于国内报纸，颇受各界关注。中俄通信社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和苏俄发送通讯稿，报道中国革命消息；同时，向我国人民披露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稿源大部分取自共产国际资料和赤塔、海参崴、莫斯科等地的报刊，少量转译英国、美国、法国的进步书刊。这类稿件类别繁多，包括政治、经济、文教、战事、工运、妇运等方面；形式多样，有长篇专访、连载、讲演稿、革命领袖介绍等。李达的《回忆党的早期活动》说：中俄通信社“牌子是没有挂”，“在1921年暑期间终止了”。经考，中俄通信社在上海《民国日报》登出的最后一篇稿件，是1921年5月4日的《俄国贸易之过去与现在》，截至于此文，中俄通信社在该报总计发表新闻稿和电讯稿近70篇。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诞生。发起人是俞秀松（担任书记）、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8名青年，机关设于新渔阳里6号。未满一个月，团员就发展到30多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团内每月举行一次政治报告会，由陈独秀、杨明斋、李达、俞秀松等作演讲，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回忆：“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俞秀松作的报告较多。”俞秀松常以多种形式鼓励团员们的政治热情，不少人踊跃参与筹建工会组织、工人半日学校，投入纪念“五一”宣传活动。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寄往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在革命青年中建立团的组织；不久，广州、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唐山、太原、济南等地陆续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起了中国青年团发起组作用，青年共产国际（又称少年共产国际）东方书记部曾在信中赞扬“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1921年3月，上海已有团员约200人，全国已有团员千余人，于是在沪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俞秀松担任书记，机关设于新渔阳里6号。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于1920年9月在新渔阳里6号开设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担任秘书。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头版登载《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其实，这只是以公开办学作为掩护，学员主要由各地进步团体推荐。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少时为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任作民、萧劲光、李启汉、李中、谢文锦、庄文恭、许之桢、梁柏台、曹靖华、韦素园、雷晋笙、陈为人、汪寿华、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蒋光慈等。曹靖华在《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回忆：“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是渔阳里6号。我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那时叫蒋侠僧)、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那时，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课外分成三个小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刘少奇、任弼时等是湖南的，王一飞是浙江的。我是河南的，只我一个，不能成组，所以编入安徽小组。”在授课老师中，教俄文的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夫人)，教法文、日文、英文的分别是李汉俊、李达、袁振英；后来，库兹涅佐娃随丈夫回国，又聘老同盟会员王维祺之女王元龄(也是张作霖派驻苏俄公使李家鳌之外甥女)教俄文。学员们一般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或做工。在外国语学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了不少团员。1921年春，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30多名学员先后离开外国语学社，分三批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外国语学社使许多学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是一所群英荟萃的学校，在现知姓名的学员中，既有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罗亦农（历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1928年4月牺牲），也有早期党的重要干部谢文锦（曾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南京地委书记，1927年4月牺牲）、王一飞（曾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1月牺牲）、吴芳（曾任中共上海闸北部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1930年9月牺牲）、雷晋笙（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4月牺牲）、梁柏台（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部长、最高特别法庭临时监察长、内务部代部长，被誉为“红色法律专家”，1935年3月牺牲）、陈为人（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后在沪管理中央文库数载，因劳累于1937年3月病逝）、任作民（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3年2月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因在狱中遭酷刑身体受摧残，1942年2月在延安病逝，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傅大庆（曾任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长，知名的“红色翻译家”，1944年7月在北京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时被捕，抗战胜利前夕牺牲）等，还有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领导人俞秀松、李启汉、汪寿华等，以及翻译家、作家、诗人曹靖华、韦素园、蒋光慈和经济学家周伯棣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担任重要职务。
1920年10月3日，党组织领导的上海机器工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筹备会，由在海军造船所（后为江南造船厂）做钳工的李中担任临时主席。各工厂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参加，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以“参观者”身份出席，并成为“名誉会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指导草拟的《上海机器工会简章》，宗旨是“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会后，上海机器工会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后门牌为自忠路225号，原建筑已不存）设立了临时会所。
永远的渔阳里
20世纪50年代初，南昌路100弄2号的建筑曾修复，对内部开放；1959年5月，以《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名称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此处虽是几户居民住宅，但在底层厢房东墙一直保留着昔日镶嵌的淡灰色石碑，上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成立……”2018年10月，这里完成房屋征收和居民搬迁；开始规划全面修缮和展陈设计。如今，这里已设置“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文物保护标志牌，向公众开放。
1959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3月，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5月，旧址修复开放；2004年4月，扩建为纪念馆，弄内1-6号均纳入其范围。2019年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经8个多月的整体改造，分为6个展区，拓展许多功能；对石库门建筑的尖顶、室内立柱等，都进行了还原。另外，还新辟了渔阳里纪念广场，建起总长58米、高3.4米的中国青年运动史大型浮雕墙。
在新渔阳里的弄口，上方“渔阳里”字样一直清晰可见；老渔阳里的弄口，曾找不到“渔阳里”字样，近期整修时拆掉长期遮着的一块店招，灰浆墙面露出“渔阳里”三个字的痕迹。这两个相连的街坊，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也是上海红色文化的源头。
当年，新、老渔阳里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许多重要人物的聚合点，如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曾在此奋战，毛泽东、林伯渠等曾在此留下身影，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梁柏台、雷晋笙、汪寿华等曾在此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其中不乏江南文化孕育的中华优秀儿女；这里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如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第一个红色通讯社、第一份党刊、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产业工会、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等都出现于此。史实证明，正式建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于此，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孕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眸昔日渔阳里的风雷激荡岁月，令人无限感慨……
（作者为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委员）
开国大典：新生的共和国 站起来的人民
新春佳节，经历了2020年非凡历程的中国人，很容易把追怀的目光投向祖国的心脏——北京天安门。在春节假期期间，天安门前，人们不仅是在这里庆祝牛年春节，更是在追忆共和国的伟大印记。
天安门，这座庄严秀丽的古老建筑，历经风雨，见证过封建王朝更迭、列强侵略、军阀割据。1949年10月1日，从这一天起，它才与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纪录片《彩色新中国》再现了开国大典那一天的历史场景：在热情的欢呼声中，在红旗的海洋中，隆重的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神州大地，换了人间。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五星红旗升到22米高的旗杆顶端，28响礼炮响彻云天，广场掌声雷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历史结束了，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70年后，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日子，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这段历史的伟大意义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得以深情回顾：“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国家为人民
——不负开国大典时的初衷，交出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答卷
纪录片《彩色新中国》的导演谢申照向记者介绍拍摄过程时，多次深情讲到“时代伟大”“国家充满希望”。作为立足当下的时代记录者，这是她寻找开国大典相关故事过程中最深的感受。
这部“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录片，以1949年的胶片素材为基础，重返1949年的拍摄地，探访了过往的“镜中人”。纪录片的内容透露着这样一个事实：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党和政府坚持的思想理念和光荣传统。
1949年开国大典，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夫妇有幸成为天安门城楼上的拍摄者，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谢申照采访到了徐肖冰、侯波的儿子徐建林。徐建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母亲侯波为了增加相机的景深，把身体尽量往后靠。她身体探出了护栏，上半身悬在空中。侯波顾不上摔出去的危险，完全投入地抓拍历史瞬间。这时，她突然感到自己的衣角被人拽住了，身体有了支撑。在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刻，侯波按下了快门。等拍完照片后，她才发现，拽住衣角帮助她拍摄的人，原来是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让我母亲放心拍摄。”徐建林回忆，“后来母亲一提起这张照片，一提到周总理，就热泪盈眶。”
接下来的群众大游行中，在当天凌晨就已集结的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学生队伍等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天安门城楼上“人民万岁”的回应不断……城楼上下，热情高涨，掌声与欢呼声如潮水般经久不息。
拍摄者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深切的关怀，他们既能从大场面中感受，也能在亲历的故事细节中体味。在他们看来，这种对人民的关怀，从天安门城楼、从中南海传递到国家更广阔的土地。让他们更为自豪的是，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着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70多年来，开国大典上“人民万岁”的高呼始终在历史长河中回响，它是党和人民政府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主旋律。如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已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
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十四五”规划建议的字里行间，“人民”二字贯穿始终。
党的志向，国家的期许，皆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的现代化，不只追求“物”的现代化，更追求“人”的现代化；不仅要实现国家富强，还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到2020年底，历经艰辛努力，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重要突破，民生得到有力保障，社会主义中国不负开国大典时的初衷，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答卷。
人民爱国家
——开国大典沸腾整个中国70多年，也鼓舞中国人民70多年
开国大典，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扭转了自己的命运。毛泽东主席曾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那是“一穷二白”“一颗铁钉都不能制造”的时代，中国发出的豪言壮语。
1949年10月2日刊出的《光明日报》第四版，记录了当时游行队伍的盛况：在人群的海洋上飘动着各色各样的灯笼……清华电机系的变压器灯，机械系的坦克灯，航空系的飞机灯，土木工程系的新式建筑模型灯，以及工厂模型灯……
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爱，人民珍惜。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努力创造、忘我奋斗，让她改天换地。70多年后，他们所站立的中国，已实现高铁疾驰、航母入海、神舟飞天。
历史的声音仿佛在回荡，却有了更新的内涵、更足的底气。此时的中国人民爱党爱国之情愈浓。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擘画；此时的中国，粮食生产喜获“十七连丰”，“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奋斗者”号等科学探测实现重大突破。
当年开国大典上清华大学各系的灯笼，如今早已成为现实，这凝聚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奋斗与热爱。“每个人都要自强奋进、砥砺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表示。
党和政府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己任，而人民以平凡铸就伟大，用初心和使命来巩固好、发展好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洪水等灾害袭来的2020年，中国人民显现出非凡气魄与担当，“天使白”逆行出征、勇挑重担，“橄榄绿”冲锋在前、舍生忘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声令下，9000多万党员冲在前，14亿人齐动员，千家万户共坚守。3个月左右的时间，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令世界惊叹。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所强调，“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历史江河奔流。1949年开国大典沸腾了整个中国70多年，也鼓舞了中国人民7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的呼喊声，今天仍响彻中国大地。
三大战役：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底气何在
时光回溯，1948年底的中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歼敌154万余人，这场由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组织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展开的战略决战，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年1月中旬，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赞叹地在台历上写下：“奇迹、真是奇迹。”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也曾撰文说，解放战争的进程与结局，远非通常的军事理论可以解释。不少国外军事史学者更是表示“很难理解其中奥秘”。那到底，是什么“推翻了正统军事公式的因素”呢？
还原 朱德总司令的预言成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和谈期间，有记者问朱德总司令：“对孙立人将军怎么看”。
当时，多数人认为国共和谈一旦破裂，共产党必败无疑，这个问题无疑带有明显的挑衅性，把孙立人抬出来也是有指向的，因为当时孙立人的新一军——国民党主力正在东北战场上抢占地盘，不可一世。
但朱德总司令淡然一笑回答说，在抗日战争中，“孙立人将军确实打得好，不过那是在缅甸，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比较简单，又有美国人支持，但在国内复杂的环境中就不一定喽”。
“历史已经证明朱老总的预言。”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刘光明说，人民解放军打三大战役尤其是淮海战役、辽沈战役，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和复杂环境下进行的。在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往往能够当机立断，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从而赢得胜利。反观国民党军在关键的时候总是犹豫不决，从而导致溃败，这说明，在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上，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我党我军不在一个水平上。可以说，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艰难困苦中练就的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人民解放军打胜三大战役的关键因素，也是我党我军在总体尚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敢于与国民党军展开决战的底气之所在。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用5年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当时，在全国五大战场中，只有东北战场上的军力和经济力超过了国民党军，因此，党中央决定，将战略决战首先选在东北战场。
“历史证明，我们党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正确决策。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预判的一样，我党我军拥有了东北这个强大的战略后方，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这也为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说。
就在辽沈战役胜利的几天后，在中原战场，淮海战役打响。
循着硝烟的指引，记者采访了94岁高龄的国防大学离休干部鞠开，他曾是跟随粟裕大将14年的机要秘书，全程参加了淮海战役。阳光打在鞠开老人的脸上，他的思绪穿越时空——“毛泽东主席曾将淮海战役比喻为‘一锅夹生饭’，夹生饭好吃吗？不好吃！这场战役很不好打。”鞠开说，当时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加起来不过60万人，而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就有将近80万人。粟裕老首长曾说过，在战役上我们是劣势，是以少胜多，在战术上是以多胜少，我们在兵力装备上处于劣势，但硬是把这锅夹生饭一口一口吃下去了。
在淮海战役中，我党我军作出了两个非常关键的决定——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争取战役主动权。再是截断徐蚌线，这是原来的作战方针中没有提出的，是刘伯承元帅根据军委作战意图及敌我态势变化，在战役发起的前三天致电中央，提出“首先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会攻徐州之形势”的建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认为这个建议非常重要，立即采纳。实践证明，截断徐蚌线对整个战役的发展起了加速作用。“打淮海战役这样的大战役，我军事先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作战方案是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边打、边调整、边完善的。”鞠开说，这样的能力，国民党军显然是不具备的。
1949年1月10日，春寒料峭，西柏坡却因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沸腾了，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根据敌我态度和种种主客观因素，做出重大决策，这并非太难，难的是各战场的主要指挥员为贯彻既定的方略，须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始终保持冷静，处理得当。”
“你们打仗不按操典来。”新中国成立后，黄维在北京战犯管理处说的这句话，非常经典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将领的烦恼，也道出了国民党军与人民解放军在处理复杂问题上的差距。
追寻 将敢打必胜的基因融入血脉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之下，一片园林郁郁葱葱。苍劲挺拔的雪松，数十年如一日静静地守护着烈士的忠魂。
拾级而上，只五六分钟工夫，雄伟高大的纪念塔已庄严矗立在眼前。暖阳下，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九个镏金大字熠熠生辉。纪念塔两侧的浮雕，生动展现着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奋勇支前的英雄画卷。
“7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淮海大地硝烟弥漫，3万多名将士、49位团以上干部献身疆场，他们的英名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淮海战役纪念馆解说员王文芳说，“淮海战役已化作强大的精神力量融入人们的血脉中，现在，当遇到超级难啃的‘骨头’，‘打一场淮海战役’已成百姓惯用的口头禅。”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刘光明表示，三大战役启示我们，面对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面对现实存在的战争危险，我们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练就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参观完淮海战役纪念馆，驻徐某部防空营导弹技师詹家池深受震撼：“在那样复杂的战场形势下，我军取胜十分不易。淮海战役值得我们每一个军人认真研究。”詹家池告诉记者，如今，他所在部队正紧贴实战，利用一切先进手段，全方位锤炼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1948年10月，解放锦州战斗打响。这是整个辽沈战役最为关键也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在辽沈战役配水池战斗遗址，讲解员为第80集团军某旅官兵讲述70多年前的战斗经过。望着墙壁上布满弹孔的战斗遗址，一堂10多分钟的现地教学，让所有在场官兵群情振奋。
谈起自己的感受，合成一营四级军士长王斌用了4个字形容：终身难忘。王斌所在的一营，在当年配水池战斗中是主力，官兵们浴血奋战，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取得“攻克锦州第一险”的光辉战绩。
“当我站在这里，举起右手宣誓的那一刻，感觉有股电流直冲脑门。”王斌说，“革命前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奋力投身强军新实践，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动力。我们将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在复杂环境中练就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打赢本领，从而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
百团大战：“抗战中流砥柱”的有力注脚
“忘记抗战英烈是历史的遗憾。只要我还有能力、精力，就一定要在寻找英雄的道路上走下去！”出生在太行山腹地，姚永田打小就是听着老人们讲发生在家乡的抗战故事长大的。保卫国家、热爱祖国是烙在他心中最鲜明的印记，也是他日后从事挖掘、整理抗战史实的精神动力。
寻找英雄：从“正太路破袭战”到“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初期叫‘正太路破袭战’，后来因为我八路军参战总兵力达105个团，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将战役名称改为‘百团大战’。”经过多年研究，姚永田对“百团大战”的历史如数家珍。
正太铁路，这条1907年通车，横穿太行山，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在1938年被日军占领后，就成为日军军事运输和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主要通道。依托这条铁路，日军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对我根据地疯狂围堵。
为打破封锁，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1940年8月20日夜，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我八路军第129师、第120师及晋察冀军区发动了“正太路破袭战”，拉开了“百团大战”的序幕。
姚永田的家乡就在“正太铁路”沿线的测石村。2014年，邻近的南沟村想把发生在狼峪、测石一带的铁路破袭战等史实挖掘整理出来，发展红色旅游。周边有名的“秀才”姚永田是大家公认的最佳人选。
当地老人们记得，有一位八路军将领曾率领部队，在南沟村狼峪车站一带激战六天六夜。然而，老人们却说不出那位将领的姓名。
一次次外出找专家请教；一次次爬上草帽山搜寻残存的战壕、碉堡遗迹；一次次徒步旧铁路，想象着故事里的神奇将领形象……终于，姚永田在一本《平定文史资料》上，看到了八路军随军记者林火1940年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的是八路军129师新编10旅旅长范子侠带领部队攻打测石车站、狼峪草帽山据点的战斗。
在研究范子侠生平的同时，姚永田开始找寻范子侠烈士的后人。经多方辗转，姚永田终于与范子侠烈士的儿子范国光见面了，两位志同道合者相互印证自己手中的史料，终于重现了“百团大战”中范子侠烈士的英勇形象。2015年，百团大战纪念馆重新布展，展览中增加了他们搜集整理的范子侠烈士的传奇事迹。
推动在百团大战英烈墙上刻入李永胜烈士名字、为平西游击队大队长葛尧臣烈士建纪念碑、挖掘细节让“碎片记忆”的西峪掌围歼战完整重现……这些年来，作为教师的姚永田，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挖掘革命史实，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每一次挖掘都是对我心灵的一次洗礼。”
红色基因：誓拼热血卫吾华
“参加百团大战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山西省阳泉市的狮脑山主峰上，百团大战纪念碑上的鎏金大字格外醒目。百团大战纪念碑和纪念馆，都坐落在这座山峰。
“狮脑山乃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主战场之一。奉命扼守狮脑山阵地的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和14团，浴血奋战，重创敌军，出色完成掩护破袭战之任务……”纪念碑碑记中这样描述狮脑山之战。
“狮脑山，往东数里就是正太铁路阳泉站，控制了狮脑山就等于卡住了正太铁路的咽喉。”百团大战纪念馆内，年轻的讲解员赵乙霖这样介绍狮脑山之战的重大意义。
今年98岁的杨富余老人，当年参加百团大战时只有16岁，说起那段经历，老人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在战斗最为艰苦的时候，是当地百姓和煤矿工友们主动到战场上送水送饭抬伤员。他说：“老百姓是水，八路军就是鱼，军队和人民心连心。”
“百团大战进行的5个多月中，在长达2500余公里的华北主要交通线上，我八路军先后出动105个团20余万人，作战2174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站在纪念馆序厅“百团大战，光耀千秋”八个大字下，纪念馆馆长陆茜介绍说，由于根据地百姓对日军的痛恨，参加破袭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前后参战总人数达到了40多万，是真正的全民抗战。
“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于危机中育新机，在奋战中崛起的重要战役，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遏制了妥协投降的逆流，更加验证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写下有力的注脚。”陆茜说。
传承奋斗：蹚出发展新路径
站在纪念碑前，东北望去，山川浑厚，阳泉尽收眼底。
1947年5月2日，晋东工业重镇阳泉在战火中获得新生。两天后，阳泉正式设市，成为我党历史上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
如果说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前的最后一个“农村脚印”，那么，阳泉市则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前的第一个“城市脚印”，更是中国共产党由“破旧”走向“立新”并着手创建、夺取和管理城市，特别是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跨越的自觉试点和历史选择。
经过70多年的发展，昔日的一个山沟小镇已经成为一座新兴工业城市。
“我们党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阳泉市委书记姜四清说，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始终保持毫不动摇的战斗精神，勇于担当的历史主动性，发扬百团大战敢打硬仗、攻坚克难、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秉承“中共创建第一城”的红色历史，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重塑竞争新优势，倾力打造晋东区域中心城，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如今，百团大战硝烟已然散尽，红色不曾淡化。红色江山，见证过枪林弹雨，如今又见证了脱贫致富、团结抗疫，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心心相印，也必将见证党引领民族复兴航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平型关大捷：胜利号角从这里吹响
1月25日，片片雪花飘落在晋东北大地。站在平型关城垣上，烈烈风声从耳畔呼啸而过。硝烟散尽，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内，循环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参观者络绎不绝。
纪念馆里，一张对比表详细地列出了当时两军兵力的差距：“兵力，我军1万余人，日军2.2万余人；手枪，我军3821支，日军9476支；轻机枪，我军274挺，日军541挺……”
“在敌我武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如何打赢这场仗？依靠的就是八路军战士不畏强敌，敢于牺牲，敢于亮剑，保家卫国的决心。”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文史研究部主任毛春桃说，“今天，我们面对困难，同样需要这样的决心。”
无畏生死，夺取抗战首次大捷
201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碧空如洗。
当天，身着八路军军装、佩戴抗战胜利纪念章的97岁抗战老兵梁斌，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盛大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队方队走过来了！”
“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队方队，作为10个英模部队方队之一，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伴随着“咔咔”的脚步声，老人仿佛回到了78年前的那个潇潇秋雨夜。
那天，也是一个秋日。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
1986年8月，聂荣臻元帅写下这首《忆平型关大捷》时，仍对那场“潇潇秋雨”记忆犹新。
1937年9月24日，驻扎在山西大同灵丘县冉庄村的八路军115师接到命令，连夜赶往西北16公里外的平型关乔沟设伏。
平型关，明朝内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乔沟位于其东北方，是一条长约5公里的狭窄古道，蜿蜒曲折，两侧壁立，难以攀爬，是灵丘通往平型关公路上最险要的一段，也是日军从平型关前线到灵丘县城的必经之地。
“战士们没有雨具，身上的灰布单军装被浇得湿淋淋的，冷得发抖。”那时的梁斌，只有十八九岁，是八路军115师685团的一名司号员。
天快亮时，雨停了。115师终于在9月25日拂晓前到达平型关乔沟伏击阵地。
7时许，山沟里传来了马达轰鸣。100余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开路，200多辆大车和骡马炮队随后跟进，接着开过来的是骑兵。
此时，全身湿透的八路军战士们，趴在冰冷的地上，等待着敌人。
“打!”
顿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山谷。
“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冲去，鬼子东奔西窜，战马惊鸣。然而敌人终究是凶狠的，而且枪法很准，利用汽车和沟坎顽抗……我们的火力压不住敌人的火力，冲上去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来。那一刻，战士们无畏生死，前赴后继地向前挺进。”时任115师686团团长的李天佑回忆道。
在争夺老爷庙高地时，686团副团长杨勇带领战士们，向四五百名日军猛烈进攻。日军拼命反击，数架飞机在空中助战，战斗十分惨烈，140余人的3营9连官兵大部分牺牲，老爷庙高地终于被八路军牢牢控制。
在平型关战役中，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替指挥。仅梁斌所在的685团，战后报告伤亡人员就达223人。
最终，八路军将进入乔沟一线1000余人的日军全部歼灭，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
“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奔战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雄壮豪迈的《八路军军歌》，记录下这“第一个胜利”和“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一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古长城上，用血肉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
走进历史，在传承中服务当下事业
“1937年，一场战役让我的家乡扬名中外，那场战役就是平型关大捷。”去年夏天，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李歆伊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的小小讲解员。
每年暑假，纪念馆里都会有一群特殊的讲解员实力圈粉。他们是来自灵丘县的小学生，经过为期1个多月的筛选、培训后，这群特殊的小学生讲解员们正式上岗。
从课本走进历史、从校园走进纪念馆，李歆伊对平型关大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一名小学生，应该去做红色文化的传播者、弘扬者和建设者。”李歆伊说。
“小小讲解员们十分活跃，从他们的视角讲故事，观众都十分喜欢，跟随的参观者越来越多。”毛春桃告诉记者，这个活动让学生们参与到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过程中来，通过自己近距离的感受，从小学习革命先辈的精神、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纪念馆内循环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参观者络绎不绝。在这些参观者中经常会有一些特殊的客人，王克西就是其中之一。
王克西的父亲名叫王志臻，曾任八路军115师685团营部书记，写有一本《从陕北到东北》日记，共计1205篇，完整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其所在部队的行程及战斗历程。
从2012年开始，退休后的王克西夫妇按照父亲日记的行走路线，重访抗战路。他们先后三次来到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父亲生前多次给我们讲述平型关大捷的战争过程，那时候单纯地听和现在亲身到现场来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在传承红色基因的大环境下，依托平型关大捷的红色资源，来这里的游客逐年递增。”谈到纪念馆最大的变化，毛春桃对记者说，纪念馆的接待量不断攀高，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工作人员也从2012年的二三十人增加到了现在的近百人。
“学习历史，不只是学习过去的，重要的是让这些历史为现在的事业服务。”毛春桃说。
敢于胜利，在新征程上攻坚克难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下响起的枪声，激起了中华民族抵抗日寇侵略的信心和决心；平型关下的精神，历经八十余载，仍在持续弘扬。
曾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灵丘，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滞后。然而，灵丘人不畏困难，敢于牺牲，不等不靠，攻坚克难，终于在2019年实现全面脱贫。现在，灵丘县依托作为全国旅游精品线路之一的平型关红色景区，正在吸引更多游客来这里“吃、住、行、游、购、娱”。
近年来，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的接待量不断攀高，毗邻主战场的灵丘县东河南镇小寨村含水人家，也随着纪念馆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而红火起来。
记者看到，如今的小寨村，不仅建设了易地扶贫搬迁点，还同步建成沿街商铺，办起了“红色留念”“荞这一家子”等独具地方特色的风味一条街，打造集红色教育、民俗旅游、非遗传承、农耕文化为一体的旅游景区。
走进含水人家，阳光照耀下的水面波光粼粼；半圆形的拱门和转角的石砌、古色古香的窑洞式楼房，浓缩了黄土地的别样风情。这里不仅还原了旧时生活场景，还为游客打开了了解历史的一扇窗。大幅三维立体画面展示了1937年平型关战斗打响前八路军115师干部动员会的场景，并用部分雕塑再现了军民鱼水情。
纪念馆内，毛春桃和她的同事们仍旧忙碌。除了继续挖掘历史，如何将过去的革命先辈精神跟现在的教育活动相结合，如何将红色文化送入乡村、校园、军营，都是他们工作的内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
“84年前，革命先辈在平型关下亮剑，用鲜血与生命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在今天，伟大抗战精神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怕艰险、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在新征程上始终为我们指引着方向。”毛春桃说。
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
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就推行了节省运动，颁布节俭法令，开展节省竞赛，机关人员和普通民众一起，节衣缩食，节省每一个铜板，为前线红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为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积极准备，为巩固红色政权奠定了基础。
迫在眉睫节俭经济势在必行
推行节省运动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稳定苏区财政的内在要求。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相继设立，脱产的公务人员不断增多，他们的薪酬及办公费用，是苏维埃财政很大的一笔开支。日益壮大的红军队伍军费开支逐渐增多，给苏维埃财政造成繁重的负担，越来越无法支撑日益增多的办公费用和部队给养。日子一长，苏区的粮食等物资更加紧缺，而敌人“困死”“饿死”苏区军民的政策，严重地影响了红军部队和政府机关的给养，苏区军民不得不过紧日子、过苦日子。因此，发展苏区经济，节省经费帮助红军，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
为此，1932年2月至3月间，中央人民委员会先后颁布了3道通令，对节俭经济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通令要求苏维埃各级政府必须厉行节约，杜绝浪费，裁减不必要的工作人员，节省办公杂费，节省每一文钱支援革命战争。一月之内连发几道节俭法令，足以看出苏维埃政府推动节俭运动的决心。这几道法令，也为开展节省运动吹响了号角。
节衣缩食千方百计过紧日子
节省运动充分调动了苏维埃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了勤俭节约的意识。过紧日子、苦日子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克服困难，为了节省经济，提出了很多办法。
首先是裁减不必要的人员。机关的冗员不仅影响工作效率，还浪费公用经费，中央人民委员会提出“裁减闲员，节省三成行政费用”的号召，各级政府机关和部门纷纷响应。如国家政治保卫局依照最新的编制裁减了600人。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减了283人，差不多减少了一半。
其次是节省办公费用。机关工作人员不仅从大的开支上节省，还注重从细节上节约：如减少油灯笔墨纸张，停止印发非必要的文件，用自己制造的油墨、毛边蜡纸和复写纸代替外来昂贵的油墨蜡纸，节省餐费药费、减少旅程费等。为了增加收入，有的机关工作人员还种菜养猪、开煤矿，自制蜡纸、蚊香，熬硝盐，改善了机关人员的生活。
再次是节约粮食支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为充分保障前线红军的物资，193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和粮食部联合发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号召，机关人员或减少饭量、节省菜钱，或自备伙食、减少支出，最大限度节省粮食。在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发动下，群众也积极参与“节省三升米”运动，有粮的捐粮，无粮的捐钱，短时间内捐助了大量的粮食和现金。1933年冬起，家住苏区本地的干部，连伙食费也不要公家发，自己从家中背米去办公，留下“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的佳话。
你追我赶掀起节省运动热潮
节省运动的开展，离不开舆论的宣传，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为此，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节俭竞赛，掀起节省运动热潮。
1934年3月13日，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提出4个月节省80万元的号召，各机关工作人员闻令而动，积极响应。中央机关从白区来工作的同志主动提出：愿意每天节省2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各级机关开展轰轰烈烈的节省运动竞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他们要求政府免发工资津贴半年、自带伙食、退还公债、免发夏衣、自备蔬菜等，从多方面节省经费，支援红军。在瑞金工作的中央机关后方工作人员，成立了节约总会，大家每天只吃2餐饭，节约一餐口粮支援前线。当时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成为苏区军民的自觉行动。
据中央审计委员会初步统计：1934年4月至7月，中央政府的行政费减少30%。中央政府裁减通信和杂务人员35%、机关人员10%。3个月的节省运动，大大超额完成了80万元的计划，达到130万元以上。
严明法纪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节省运动要与反贪污反浪费斗争紧密相连，从源头上杜绝浪费，科学节省开支。毛泽东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为严明法纪，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颁布的第一部反腐败法令。针对浪费现象，训令专门规定：“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消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
训令发布后，苏区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督查运动。中央工农检察部发现了苏维埃机关及军事机关存在极大的浪费和预算超支的现象。如中央总务厅1个月的预算浮开至5000元之多，浪费公款不下万元；总卫生部10月份预算后方医院伤病及工作人员，人数与实际所有数相差甚远；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每月仅灯油费一项就达120元之多。其他不少苏维埃机关及军事机关也存在浮支浪费的现象。
在群众积极监督节省下，不仅揭发了一大批贪污浪费分子，而且推动了苏维埃会计工作和预决算制度的建立。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斗争，对少数贪污浪费行为，坚决查处，严惩不贷。据统计，仅在中央机关就严厉查办了贪污分子42人，有力地打击、惩治了腐败分子。至1934年5月，苏区的贪污浪费现象基本上得到了遏制和肃清。正如中央审计委员会发布的审计报告中所讲的：“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总之，中央苏区节省运动的开展，不仅有效缓解了苏区紧张的经济状况，为前线红军提供了充足的战备物资，还规范了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纪律，提高了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净化了革命队伍，形成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赢得了苏区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宜川战役：西北战场第一大捷
宜川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作战后，于1948年春在宜川城和瓦子街地区进行的一次围城打援战役。此役历时10天，共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2.9万余人，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歼灭敌一个整编军的重大胜利，一举扭转西北战局。中央军委通报此役“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我向渭北、陇南进军之门户，业已洞开”，西北野战军向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
诱敌驰援，攻其必救
自1947年3月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以来，西北野战军经过9个月的内线作战，收复大部失地，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7万余人。胡宗南被迫转为守势，采取机动防御部署，以部分兵力守备延安、宜川等战略要点，将其主力部队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的两个整编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地区机动，居中策应，用以北援延安、东援宜川，企图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
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决定南下关中，继续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拖住胡宗南集团，配合人民解放军粉碎蒋介石的战略防御计划。为打破胡宗南的机动防御态势，实现南下作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决定把战役突击方向选在宜川。胡宗南进攻陕北后，宜川就成为其重要的军事据点，既是北攻陕北的基地，又是南护关中的屏障。结合先前与敌交战的经验，彭德怀提出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城，调动敌主力部队来援；先集中优势兵力求歼援敌，尔后攻歼宜川守敌。“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应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速战速决”，以引诱援敌深入和确保打援成功。
按此计划，我军第三、第六纵队于2月24日包围宜川城并发起攻击。同时，第一、第四纵队在宜川西南的瓦子街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打援。宜川被围后，守敌吓得慌了手脚，频频向胡宗南电告求援。胡宗南主观成性，骄横轻敌。他认为我军兵力不过4个纵队，其中一个纵队被牵制在黄河以东不能参战，必定无力打援。若他以主力部队直驱宜川，会使我军措手不及，达到内外夹击之效。于是，胡宗南急令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九军轻装出发，沿洛宜公路，取道瓦子街驰援宜川。
巧妙设伏，先歼援敌
瓦子街是洛宜公路的咽喉要道，经过此地的公路两侧是两道东西走向的山脉，两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15公里的峡谷，沟深路狭，梢林密布，便于我军隐蔽集结和伏击援敌。援敌取道瓦子街的决定为我军提供了将其一举歼灭的可能。2月29日，刘戡率援敌先头部队进入瓦子街任家湾地区后，彭德怀立即调整部署：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继续围攻宜川城，该两纵队主力正面抗击援敌，阻止其与宜川守敌会合；第一纵队待敌全部通过瓦子街后，立即断敌后路；第二纵队由东南向西北攻敌右翼，第四纵队由北向南攻敌左翼，围歼援敌。
为确保援敌后续部队全部通过瓦子街而进入预设伏击圈，我军且战且退，诱敌进入距宜川西南10余公里的乔儿沟至铁笼湾地区。2月29日凌晨2时，我军第一纵队在瓦子街向敌侧背发起猛攻，歼灭敌搜索连，抢占瓦子街，截断了敌军回撤之路。刘戡发觉陷入我军包围后，企图集结兵力从瓦子街东南山高地突围。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在东南山高地顽强坚守，击退援敌30余次猛烈反扑，彻底关上敌人逃跑的大门，为全歼援敌创造了条件。经过终日激战，我军各纵队控制了敌周围全部高地，将敌压缩于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之间的狭窄地区，形成合围态势。
3月1日上午9时，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总攻令。我军各纵队沿洛宜公路及其两侧高地，从多个方向发起全面攻击，一齐出动，冲杀震撼山冈。至下午4时，我军突破敌人全部防线，占领敌人各个抵抗阵地。残敌龟缩于沟内，四处逃窜，混乱不堪。刘戡见败局已定，引爆手榴弹自杀身亡。下午5时，援敌全部被歼，胡宗南集团在西北最大也是唯一的机动部队葬身于瓦子街战场。
后克孤城，宜川大捷
在瓦子街战斗的同时，完成引援任务的攻城部队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加紧向宜川守敌发动总攻，以乘胜收复宜川，结束战役。
宜川城附近多悬岩绝壁，地形险要，城周围的老虎山、凤翅山、内外七郎山工事坚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易守难攻。2月29日，我军第三纵队一部攻入宜川城，但因未能占领凤翅山、内七郎山，受敌火力压制，遂主动从城内撤出。在打援部队全歼援敌后，攻城部队根据敌情调整部署，补给兵力弹药，于3月2日由小北门再次突入城内。我军战士勇猛进击，迅速占领内七郎山、凤翅山，同时展开政治攻势，通过俘虏喊话，瓦解敌人。敌人与外部联系中断，弹药消耗殆尽，胡宗南虽多次派飞机空投，大都落在城外，为我军所获。至3日8时，宜川守敌全部被歼，战役胜利结束。
蒋介石得知宜瓦惨败后，极为震怒，惊呼“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此后，西北野战军大举南进关中，开辟大片新解放区，迫使胡宗南调回增援中原战场的5个师以保护关中，减轻了中原我军的负担，有力策应了中原战场和其他战场的战略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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