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会议
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命运
中共七大与《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下旬，延安显得比往常更加热闹，来自五湖四海的700余名同志，代表全国120余万党员，在这里参加一场关乎“中国之命运”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大会，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时间节点上，围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并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具体论述。
团结与胜利的大会
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把召开七大提上日程，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提出。但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代表集中不易，一直未能实施。到1945年，距离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在最后胜利的前夜。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全面抗战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蜕变：121万党员在经历“整风运动”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展到了近100万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遍布华北、东北、华中、华南各地，拥有近1亿人口，经过大生产运动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形势下，党中央正式决定召开七大。
1945年春末，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穿越敌占区封锁线，辗转千里，终于汇集在延安宝塔山下。
1945年4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了。庄严的《国际歌》声过后，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随后，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
经过50天的热烈讨论，6月11日，大会隆重闭幕。大会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确定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毛泽东在闭幕词中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并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予以发表。
两种命运的抉择
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的选择。中共七大召开的同时，在陪都重庆，蒋介石也在召开国民党的“六大”，这次会议是1943年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老调重弹，宣扬独裁反共，企图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
对此论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已予以明确驳斥，提出了另一条出路：在抗战胜利后，以解放区为榜样，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再一次系统论述了这一观点。这份报告，就是《论联合政府》。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研究军事和政治问题。
《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战后新中国建设的五大目标：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具体阐明了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
在政治上，要立即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国、共、民盟和其他无党派人士的民主联合政府，允许一切党派平等合法地存在和发展。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联合政府就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是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
在经济上，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积极稳妥地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毛泽东指出，老百姓之所以拥护我们中国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是可以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局面的政党。“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在文化上，重视扫盲工作，尊重知识分子，团结和教育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是具有极高的世界眼光和批评精神的，他所提出的“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与气魄。
在中国面临光明还是黑暗的两个命运和前途的重大转折关头，《论联合政府》作了精辟的回答。报告一经发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苏联驻延安记者、国民党驻延安代表等各方纷纷索要全文，一时“延安纸贵”。毛泽东指示，《论联合政府》还要到重庆去印发，要让中间党派的朋友，尽快知道我们的主张。《论联合政府》中由联合政府来完成实行和平建国纲领,召开国大制定宪法、监督执行整军方案，鼓励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民主观点，与蒋介石的独裁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乃至部分国民党元老中引起强烈震动。张澜、黄炎培等民主人士纷纷表示响应，提出在为民主和平奋斗的过程中,必须与中共实行全面合作。
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在抗战胜利前夜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跨度之大，会期之长在我党历史上绝无仅有，堪称是一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如同朱德在七大上发言时特意指出的，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这个“房子”除了字面意义上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外，更有着深层的内涵：与前六次带有鲜明的共产国际烙印不同，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外方代表和外界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迟迟不能召开，除了因战争环境和代表集中不容易之外，更因当时党内思想上的不一致和对党的领导核心认识上的不统一，尤其是怎样看待六大以来党的路线是非。
早在会前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定下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指导方针。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所作的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既要选举那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也要选举在那时犯了错误，（现在）承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的人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对那时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经过学习，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免疫性。”
七大在新通过的党章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提出把中国实际与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此举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统一。
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
可以说，《论联合政府》不仅是一份施政纲领，更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概括总结。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把这些经验集中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体系达到了完备和成熟。而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保留下来，不断加强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就作风建设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把继承和发扬三大优良作风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基。
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心为心。新时代的今天，重新回顾并认真解读《论联合政府》的人民立场，对我们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与拥护，领导中国人民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这场“飞行会议”，让中国工农红军有了新通道
【铭刻】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作出通道转兵的决策。通道转兵揭开了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序幕，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
【追寻】
3月初，来到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罗蒙山下的通道转兵纪念馆，广场上一座群雕格外吸引游客视线。只见位于正中的毛泽东手指前方，意气风发，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神色凝重，五人群雕栩栩如生，似在向来者讲述当年的故事。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境内时，曾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为了纪念这场会议，当地政府在此修建了通道转兵纪念馆，群雕就位于纪念馆正前方的广场上。
时间回到87年前，从江西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准备沿赣、粤、湘、桂边境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这项计划被蒋介石察觉，他调集几十万军队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等多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准备全歼红军。
其时正是冬天，寒风渐紧。到达通道的红军刚经历壮烈的湘江战役，8万精锐之师锐减到3万，大家极度疲劳，战斗力空前减弱。远离根据地、长距离奔波征战、前途尚不明朗……这一切都让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所有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红军向何处去？
“左”倾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按照原计划从通道北上。
长征初期，毛泽东由于长期患病未愈，体力太弱，坐着担架行军，恰与被敌机炸伤的王稼祥及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同行、同住。毛泽东抓住机会，同他们一路交谈，坦陈己见。
一路上，毛泽东回顾分析了1934年春广昌战役以后红军屡战不支的原因，分析了长征以来红军由于采取逃跑主义、搬家主义而造成的重大损失和危难困境。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以来损失惨重的事实面前，王稼祥等中央领导都认识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不能再继续下去，他们急切地希望毛泽东重新指挥，让红军转危为安，打几场痛快淋漓的大胜仗。
为了解决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1934年12月12日傍晚，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临时动议，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
会议讨论得十分激烈。李德坚持要按原定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毛泽东则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形势，据理力争，建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计划，改变进军路线，西进贵州，进攻力量薄弱的黔军，让部队获得喘息时间。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当晚7时许，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进军电报。次日，军委又再次发出电报。中央红军分两路转兵西向，进军贵州。一场改变中央红军命运的转兵就此拉开序幕，史称“通道转兵”。
由于红军在通道县停留时间不长，开完会议后便急急赶路，会议迅速而短暂，人称“飞行会议”。从“通道会议”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逐步转为党内多数领导人的共识。
【感言】
重温通道转兵历史，深感“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事实证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中共八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
2月下旬的北京，春风轻拂，全国政协礼堂静静矗立在太平桥大街旁，门前一派车水马龙的景象。与几十年前相比，周围的景致发生了很大变化。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那短短13天会期传达出的信息，至今令人心潮澎湃——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国梦想，显示出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更为重要的是，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向。
中共八大召开，距离1945年的七大召开，已经过去了11年。
这11年间，先后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重大成果等历史性成就。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应运而生。
大会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此外，还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应邀参加了八大，这样大规模的外国代表团阵容，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开幕式上，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使代表们深切地感受到，历史上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已拉开帷幕，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
迎来新中国崭新发展时期
根据七大党章的规定，通常情况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七大是在1945年召开的，八大应当在1948年前后召开。但从七大后的整个形势看，很难按党章规定如期召开下一次党代会。
1945年到1949年，正是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决胜阶段。在革命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将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的重任。这段时期，新中国刚刚成立，需要全力进行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邢和明表示，党的七大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曾建立了一个参照“苏维埃模式”的社会管理体系。这种体制在建立之初，对于集中全国力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等很多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随着“一五”计划的有序进行，国家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苏联模式”的固有缺陷就暴露了出来。
“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如火如荼，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将确立，但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我们的建设要怎么搞？党的八大，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
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
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陆续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1956年4月25日，根据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并结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1956年9月15日下午2时5分，毛泽东致八大开幕词，总结了七大以来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绩，分析了取得胜利的原因，指出了党在今后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向全党提出了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并且告诫全党：即使各项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但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满的地方，一定要牢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个真理。这句话，后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言。
“当时的中国，经济、科技等很多方面均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首先要通过技术革命，赶上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先进水平。正是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这种改变国家贫困落后面貌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八大确定了‘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社会主义先进工业国’的宏伟目标。”邢和明表示，八大还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大致的两个步骤。这是中国共产党参考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大潮从宏观层面上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法与步骤。
以“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认识与愿景为出发点，八大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和改革精神，概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着重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还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八大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国梦想，显示出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斗转星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共产党人初心不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阐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这是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党的八大开启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而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已经走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总书记的话语铿锵有力，鼓舞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学术指导：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教育长、教授 柳建辉
贵州遵义——伟大的转折从这里开始
每年的1月，是黔北山区最寒冷的时节，1935年也不例外。
那一年打下遵义后，很多红军战士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冷！冬雨连绵，口袋里的火柴都潮得划不出火星。
此时的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已有3个月。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这支红色大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缺粮少弹、疲惫不堪。
一份解放军档案馆里的历史档案记录：“给养非常困难……每天改为两餐一干一稀……”
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坚持下，1934年年底至1935年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犹如一招妙棋，一下子缓和了满盘皆输的危局。
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遵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历史中不可省略的章节。
此时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恢复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广大红军指战员已经从近期的作战思路变化中发现了中央决策层的变化。老红军方强生前回忆：“我偷偷问了营长，突然改变计划，是谁的主意？营长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边悄悄说：‘毛泽东……’”
此时，博古和李德已经失去对红军的实际控制权，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被大多数领导同志所接受，全党全军急需一次深刻的总结与反省——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军事和组织上的基础。
1月15日的晚饭后，冬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门前的煤油灯被点亮，灯光辉映着牌坊上碎蓝瓷片镶嵌出的“慰庐”二字。被抽调出来担负南门警卫任务的红军战士杨世林问连长：“慰庐是什么意思？”连长摇头。
杨世林生前曾回忆，遵义会议从15日起连开了3天，都是在晚饭后进行，第二天凌晨才结束。选择晚上开会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防空。
一个大火盆烧起了炭火，中央领导和各军团负责人陆续赶来。杨世林担负警卫的南门是进入会场的主要通道，他生前回忆：“毛主席披着一件带补丁的袄子，手里夹着烟和张闻天一起来的。”
王稼祥是被担架抬着来参会的，他发着烧，身上还有枪伤。刚好开会的房间里有一张躺椅，就让他躺着开会。杨世林还记得李德来得最晚，穿着笨重的大皮鞋，脸红。
辩解、争论、批判，遵义会议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连续开了3个晚上。杨世林和守卫北门的袁崑，从门窗缝隙中见证了历史，更多的红军官兵则并不知情。老红军王道金生前回忆，那几天部队晚上睡觉都不允许脱衣服，枪搂在怀里，随时准备战斗。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一直走到了云南扎西，才知道召开了遵义会议。
３天的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４项决定。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了红军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正如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所说：“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的艰苦努力，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袁崑生前回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专门绕到北门看望警卫战士，问候大家：“同志们辛苦了！”袁崑所在的红37团官兵列队回答：“不辛苦！”
遵义会议后，全党全军进入以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为指导的新的历史时期，其成果最先反映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上。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红军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第3次渡赤水的前夜，红军主力在遵义的长干山和枫香坝，成功歼灭贸然跟进的川军，大获全胜。毛泽东在机要科听到这一消息，突然用湖南话特别大声地朗诵起来：长干山……枫香坝……
当时就站在毛泽东身后的机要参谋杨初振生前回忆：“看得出来毛主席心情非常好，想作一首诗。”事实确实如此——红军四渡赤水之后，终于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新华社记者黎云、孙鲁明）
古田会议：开启强军兴军新征程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社下山西麓，一座飞檐翘角、白墙青瓦的古建筑坐东朝西、庄重古朴。参天古木掩映处，“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格外耀眼。这里便是闻名遐迩的古田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燃起一簇驱逐暗夜的篝火，照亮了一支军队扭转命运的拐点。
雨后复斜阳 谁持彩练当空舞
走进古田会议纪念馆，闽西苏区地图、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的雕塑、写着红军“六项注意”的包袱布、刻在石头上的红军留款信等，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1929年1月14日，为打破湘赣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率领下，冒着风雪撤离井冈山，以期出击赣南，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同时牵制敌人对井冈山的大举进犯，进而粉碎“会剿”。
红四军挥师闽西，开启新的征程。至年底，成功地在赣南闽西地区开创了一片新的革命根据地。
然而，随着根据地和队伍的不断发展，红军队伍成分日益复杂。很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参加红军后，把国民党军队的一些不良习气带到红军中来。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个人主义及形式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在红四军建立党的领导、实现政治建军和提高战斗力。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到达福建连城新泉。针对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红四军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正规军政整训。毛泽东领导的政治整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即开展调查会、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组织纪律教育。新泉整训是红四军首次大规模、规范化的全军集训，成为我军政治整训制度化、规范化的首创。
在新泉整训中，红四军广大官兵通过深入学习和讨论，深刻汲取了此前由于前委领导削弱导致军事行动受影响等教训，对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对记者说，新泉整训是人民军队建设历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大大增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广大官兵明确红军存在的意义、性质和作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加强了组织纪律性，为随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绝境铸宝剑 战地黄花分外香
古田会议会址原是廖氏宗祠，初建于1848年，又称万源祠，红军进驻后改为曙光小学。踏进四合院青石大门，进入宽敞的用鹅卵石铺路的前院，再进入一道红色木门，就是古田会议会场旧址。六排学生桌椅陈旧而整洁，会场中心圆柱张贴着纸质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义”“反对逃跑主义”等标语。上面架着一块黑板，黑板上方中央排列着马克思和列宁像，会址的三合地有好几处斑斑黑迹，听说这是会议期间因天气寒冷代表们烤火取暖所留下的痕迹。
曾汉辉介绍：“当时，120多位代表挤满了大厅，其他人只能席地坐在天井的地上。大家讨论热烈，全然忘了天气寒冷。因为过于专注，用于取暖的火炉熏黑了地板，大家也浑然不知。”
我们的思绪一下子回到1929年那个冬天。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就在这个小四合院召开。正是在这团炭火旁，代表们聆听了毛泽东阐述建党、建军思想，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指挥枪”的中国共产党建军纲领，《决议》被称为“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军魂融入血脉，军旗跟着党旗走，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跃上了历史舞台，从苦难走向辉煌。
古田会议召开后的第七天，毛泽东在离古田会议会址不远的协成店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坚信中国革命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正确的思想一经群众掌握，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甚至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人员还是那些人员，武器还是那些武器，一支军队却脱胎换骨了。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支新型人民军队从古田出发，一路西进，北上，东征，南下，“风卷红旗过大关”，不断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敌，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新古田会议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历史中走来，在时代里发展，红色基因一直在延续。”红军烈士后代钟鸣对记者说。每每忆往昔，看今朝，展未来，他总是希望满怀。
古田会议因战而起、为战而开，为的是红军打胜仗、革命得胜利。新时代、新使命，人民军队踏上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新征程。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这里领导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被称为“新古田会议”，与1929年的“古田会议”前后呼应。
如果说古田会议要解决的是一支迷茫的军队“朝哪走”，那么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解决的，则是处于历史关头的人民军队怎样“再出发”——牢固立起“四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着力抓好“五个方面重点工作”，鲜明提出“军队好干部五条标准”和大力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后，随着整风整训的深入，新的时代百舸争流，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力备战打仗，国防和军队建设发生历史性变化、取得历史性成就——一路栉风沐雨，一路开新图强，一路砥砺奋进。
古田军号永远嘹亮。如今，三军将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开启了强军兴军新的伟大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阔步迈进。
八七会议：历史在江城转折
武汉本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2020年，这句话振奋国人，响彻寰宇。
千百年来，一首首英雄史诗镌刻在江汉朝宗之畔。漫步在汉口历史风貌区，片瓦块砖无不述说着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屈辱与抗争、苦难与辉煌。在鄱阳街边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怡和新房里，拾级而上，二楼左转即到一个房间，三屉桌、方凳、圆凳、长凳和靠背椅，错落安放，显得有些局促。这里便是八七会议会址。
1927年8月7日，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等21位革命志士，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及两位俄国同志和中央政治秘书邓小平，冒着生命危险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审查和纠正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会址与毗邻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群，时时在感召人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召开紧急会议 挽狂澜于既倒
1927年，曾经的“赤都”武汉，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因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中央领导人和身份公开了的共产党员陆续更换住所，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
翻开1927年8月7日的《民国日报》，从一篇题为《汉口陷于恐怖状态 伪政府犹力事粉饰》的报道中，足以窥见当时武汉局势险恶的冰山一角。
鉴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会议原定于7月28日举行,因为形势紧张，交通困难，被一再推迟。等到8月7日,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
八七会议地点选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二楼，是经过仔细考量的。那里曾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农民顾问拉祖莫夫的住所，前后有楼梯，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通，便于发生意外情况时撤离。
此次会议有三项议程：一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报告，指出党在此前的错误及今后的工作路线；二是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关于党在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三是改组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会议精神，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领导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逐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八七会议虽然会期只有一天，但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评价说，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讲好“八七”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有人说，“八七”是一个与“七一”“八一”同样深深镌刻进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日子。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身着长衫、操着湖南口音的毛泽东激昂地说。这是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伟大的历史转折——八七会议历史陈列》利用幻影成像再现的一个会议场景。“风云突变”“力挽狂澜”“星火燎原”，陈列讴歌着中国共产党不畏艰险，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
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里，纪念馆也迎来了一批批以生命赴使命的特殊观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汉医疗队、北京医院援汉医疗队、中日友好医院援汉医疗队……他们跨越数千里，白衣执甲，逆行而上，只因他们心里认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1978年建馆开放以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坚持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断丰富完善展陈内容、创新展览形式，开展文化惠民和特色主题活动。2016年，纪念馆被评为“我最向往的党史纪念地”。2020年，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接待阵地观众逾八万人次，线上直播活动观众约1065万人次，未成年人（含线上“云课程”）四万人次。
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介绍，纪念馆坚持以阵地为主，把观众吸引到馆内来，常年与共建单位携手开展入党、入团、入队宣誓和重温入党誓词以及过党、团组织生活等活动。
为引导青少年形成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的思想意识，纪念馆与共青团、教育、关工委、少工委等联合开展“红领巾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项目活动，拍摄“红领巾小小讲解员带你云游江岸”系列宣传片《扭转历史的关键时刻——八七会议》。2014年，时值八七会议召开87周年之际，纪念馆牵头拍摄了首部由大学生主演的红色微电影——《八七87》，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启动全国巡演。该片获得中国(武汉)微电影大赛“十佳城市形象宣传片”荣誉称号。
此外，纪念馆积极“走出去”，到大中小学校义务开办专题讲座，作专题报告，作晨会讲话，举办各类小型图片展览，送到学校、部队、企业和社区巡展，使纪念馆的教育功能得以延伸。
2020年5月以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专属抖音、快手、百家号等线上新媒体平台陆续上线，各类直播接踵推出，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云游览”“云参观”。
毛泽东为什么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吸引了大批的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艺工作者或文艺青年。他们到达延安后，为延安的新气象所吸引，创作了一批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反映火热革命斗争的优秀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很好地发挥了文艺在抗战中的作用。
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延安原本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年土地革命又主要是在农村进行，因此，党内虽然原本也有一些文化人，但总体来说，抗战时期的延安文化人群体，主要是抗战爆发之后来自于国统区或沦陷区的。他们不管来延安之前已是学有所成的文学家艺术家，还是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不少人有着文化人热情而又浪漫甚至散漫的特点，不习惯于纪律的约束，虽然他们大多家境贫寒却又与普通工农间有着隔膜。
1941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的性质与危害达成了共识，毛泽东决定以此为契机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以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到1942年春，整风运动已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广泛开展起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自然不只是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存在，在文艺界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因而整风的对象也不只是党内高级干部，无疑也包括文艺界和文化人。根据党内分工，由毛泽东亲自负责文艺界的整风工作，因此，在整风运动开始之后，他对于文艺界的动向也就格外关注，同时也决心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以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为了找准延安文艺界的问题，做到有的放矢，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的情况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他多次致信萧军、欧阳山、艾青等延安著名文化人，请他们收集文艺界的情况，并多次同他们面谈，征求他们的意见与建议。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正式提议准备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4月27日，毛泽东和凯丰给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和有关负责人发出邀请参加座谈会的请柬。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讲话后，与会人员进行讨论。
5月16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会议，主要是听取与会文艺工作者对相关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整天都在认真听取与会者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诗人柯仲平在报告他领导的民众剧团到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时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毛泽东肯定了民众剧团的做法，同时又表示：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对文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作了十分通俗的说明。
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整风学习和文艺座谈会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同情。鲁迅的《阿Q正传》是同情工农的，与延安文艺界不同。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要注意普及与提高，并以普及为基础。同时，要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结论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工作中存在着的偏向，认为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会议决定5月23日由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作结论。
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开始是大会发言，然后是朱德讲话，在朱德讲完后，毛泽东为会议作结论。毛泽东的结论讲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重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以及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并指出，延安文艺界中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讲话全文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史上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讲话联系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文艺的重要作用，强调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因此，作为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最核心的问题。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文艺工作者到了革命根据地，周围的人物、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因此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因此，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就是要为这四种人服务。
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以及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对于文艺批评，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系统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从根本上回答了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等重大原则问题，科学、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主张和文艺思想，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嘉兴人王会悟——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红娘”
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则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影像资料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观看。只见一位老人操着一口嘉兴口音，对着镜头回忆起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的青葱岁月。
老人是李达（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妻子王会悟。99年前，正是在她的提议下，中共一大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完成了会议最后的议程。
“我是在嘉兴读过书的，我想还是到嘉兴叫只船（开会）。”视频中，从小在嘉兴桐乡长大的王会悟讲起选择嘉兴的理由，嘉兴有朋友熟人，即使开会途中真的遇到危险，也可以有个照应。
当时的嘉兴，革命氛围已十分活跃。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总共14名成员中就有两位嘉兴人——沈泽民、沈雁冰兄弟。其中，沈雁冰和王会悟既是同窗还有着亲戚关系。
到嘉兴续会的提议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王会悟先行赶到嘉兴做准备。她先到城内的鸳湖旅社订了两间房，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馆租了一条游湖的画舫当会场，考虑到代表们坐车到嘉兴已近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她还嘱咐船家预备了一桌饭菜。代表们乘早班车从上海抵达嘉兴时，王会悟已在车站迎接。
在后续的回忆文章中，王会悟谈到了自己：“开会时非代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前舱放哨。”
（本条在持续整理更新中，来源：党史学习教育官网）
公安机关备案号：湘公网安备 430111020022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