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原名林祖涵，1886年3月20日生于湖南临澧。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延安五老”之一。林伯渠早年加入同盟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他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入党之初心：“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

　　1904年，林伯渠告别家乡东渡日本留学。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李大钊都曾到这里求学。这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在日本，并在横滨设立兴中会分会。1905年7月，孙中山来到日本东京，筹备组党，成立中国同盟会。林伯渠就是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跟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几年的经历，使得林伯渠明显地感到，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实现救国救民的壮志。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再次浮槎东渡。两年后林伯渠结识了李大钊。与李大钊结识，使林伯渠有机会了解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愁闷中的林伯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震动。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对世界伟大意义的较早一篇文章。其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的文章。他经常把自己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报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书刊、小册子寄给林伯渠。林伯渠后来回忆，约在1918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得到很大启发。凭借这些学习材料和愈来愈详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以及自己丰富的社会革命经验，林伯渠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从此终生不渝。

　　就在林伯渠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致信林伯渠,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李大钊自己和张国焘、邓中夏也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信中还介绍林伯渠去会见在上海的陈独秀。于是，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和陈独秀如期见面。经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林伯渠加入了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后来，林伯渠在填写履历表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这就是他对自己入党初心的解释。林伯渠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还仗伯渠作桥梁”：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

　　林伯渠曾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任过中国国民党中常委，深受孙中山的信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特殊身份，积极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林伯渠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通过林伯渠向孙中山转达的，还通过他安排陈独秀、李大钊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晤，林伯渠本人也曾参与这些会谈。

　　1922年下半年，林伯渠在上海同李大钊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和越飞的会谈，一连谈了6天。8月28日，在林伯渠的陪同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第二次会见了孙中山，马林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已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合作，帮助国民党尽快恢复革命基础，发展革命力量。孙中山甚为感动并完全同意。这一天，李大钊由京抵沪，参加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经过张继介绍，也是在林伯渠的安排和陪同下会晤了孙中山，一起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并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准备加入国民党，真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兴奋难抑，“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1923年底，林伯渠再次来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评论社》主任，同时为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进行磋商。他还为毛泽东、夏曦、袁达时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过许多努力。当时广州国民党临时中央曾决定，湖南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全部由在粤的湖南省籍的党员中推选。因此一些人反对湖南按上海执行部通知选出的毛泽东等3人为代表。林伯渠积极为毛泽东等人辩护，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排除各种干扰破坏，最终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党纲、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得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这样，就基本上实现了将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和国民党自身的发展。林伯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鉴于林伯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重要贡献，1960年6月他的战友吴玉章曾作诗：“参加革命忆同盟，民国初成似梦空。重组中华革命党，伯渠襄赞著丰功。十月革命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高度赞扬林伯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的“桥梁”作用。

　　主政陕甘宁边区政府：参与培育延安作风

　　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培育了延安作风，形成了延安精神，锻造出新的社会风尚。其思想精髓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平等民主、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毛主席要求，在延安要实现“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吃摩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作为那时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带头把边区建成执行中央决策的模范区。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延安作风形成的关键是党的各级干部在各方面率先垂范。早在大革命时期，林伯渠已经是国民党中常委，很有声望了，但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他严格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对党组织所布置的任务，他总是不折不扣努力去完成。当时他每月工资300余元，很大部分都交了党费。长征途中，林伯渠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长兼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筹粮筹款，保证部队的粮秣供给。林伯渠“约法三章”：一切缴获要归公，该分配给群众的分给群众，该留给部队的留给部队；个人不能私拿私分一点物品；不准吃土豪家的东西，也不准在土豪家煮东西吃。

　　长期养成的优秀品质，为林伯渠在延安时期继续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边区遇到了粮食短缺、经济紧张等严重困难，为此，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使党的号召在边区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林伯渠拟定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一是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二是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是自1944年1月25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四是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褥、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林老言行一致，订出计划就严格执行。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林伯渠又为自己拟定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入城守则》，主要内容是：不做旧诗；不持手杖；不吸纸烟；每天挤时间读书报；每天挤时间散步；尽可能地接近实践与实践。六条“守则”充分体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执着的精神追求。毛泽东曾经称赞林伯渠：“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

　　正是林伯渠始终不忘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初心承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以及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功实践，1949年10月1日，由毛泽东亲自选定，林伯渠担任开国大典主持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生于湖北黄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

　　在中共历史上，董必武是第一个提出“初心”概念的人

　　1903年五六月间，董必武参加黄安县、黄州府科举考试，中了秀才。同年8月，他在赴武昌参加乡试考举人期间，因路过省巡抚衙门，到门口观望了一下，被守卫诬蔑为“窥探官衙”，遭到一顿殴打，愤而弃考回乡。那次被清朝衙役的毒打，使董必武看清了清朝腐败的真面目。

　　为了推翻清王朝，1905年春夏间，董必武考入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选择了从军的道路。1911年10月13日晚，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董必武的家乡。董必武立刻离开家乡赶赴武汉投入辛亥革命，并参加了汉口刘家庙、三道桥战斗。同年12月，他加入同盟会。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这使满怀希望投身革命的董必武感到失望和悲愤。

　　为什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成功？董必武陷入深深的思考。此时，董必武结识了对他的人生产生极其重要影响、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李汉俊。1918年底，李汉俊学成回国后住在上海。那时董必武也在上海，与张国恩共同主持湖北善后公会事宜。李汉俊几乎天天到湖北善后公会与人交谈，热情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拿给董必武他们看。董必武听了李汉俊兴高采烈的讲解，认真阅读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最大的变化，就是由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18日，董必武和张国恩以湖北善后公会名义在上海《救国时报》向全国发出通电，称：“现值外交失败，国内和会忽告停顿，致对外益陷穷境，南代表蒸日书面提议八条，本会认为（是）解决时局之惟一方法。北代表犹袒庇卖国贼党，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使用“初心”的概念。从表面上看，他的“初心”是维护国家和平，团结起来反对国际强权，最终实现民族独立。然而，这时候他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董必武说：“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从本质上看，他的“初心”就是成立共产党。此后不久，他就回到武汉，创办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一年后，在他的寓所建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坚守“初心”，要“联合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在董必武看来，坚守“初心”，就是要像十月革命那样，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军阀政府，建立平等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为此，他最早提出“联合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1921年党的一大期间，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等负责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主要讨论4个方面的问题：一、目前政治状况；二、党的基本任务；三、党章；四、组织问题。在讨论如何对待其他党派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有一些人主张：“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包惠僧、刘仁静等甚至提出：对待孙中山也是如此，因为孙中山也是军阀，对孙中山应同北洋军阀一样看待，不应有任何妥协，党决不能联合孙中山。

　　董必武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明确指出孙中山与军阀不同，孙中山虽然总是做军事将领的工作，但孙中山不是军阀。他认为，“中国人民为了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下求得彻底的解放，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孙中山就是他们中间一个最卓越的代表人物。”我们在行动上应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联合，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军阀就是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的共同敌人，为了打倒当前这个共同敌人，无产阶级应竭尽全力联合其他革命阶级和一切革命力量，实行合作，以便加强自己，扩大革命活动，并利于今后的斗争；因此，对其他革命党派一面在思想上进行批判，一面在行动上实行联合，并不会离开我们党的原则。

　　董必武的上述意见在写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作了如下概括：“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像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陈潭秋也支持董必武的意见。但大会通过的决议，采纳了包惠僧、刘仁静等的意见而未采纳董必武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董必武的意见虽然被大会否决，但它无疑是正确的。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一重要文献还没有传到中国的时候，能够提出与其他党派合作的思想，充分说明他的远见卓识。后来的历史证明，联合一切革命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方针和策略，是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

　　坚守“初心”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董必武强调，坚守“初心”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7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董必武对在财经工作中如何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观点作了精辟论述。他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是为群众服务的，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群众服务的工作。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经济路线、文化路线、组织路线等等，都不能离开群众路线。这就是说不仅搞群众运动的同志做的是群众工作，我们党的一切工作，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同志，都是为群众工作。”

　　但是，坚持群众路线不等于搞群众运动。1954年，在全国上下热衷于搞群众运动，称赞“运动能很快解决问题”时，董必武指出，运动也“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逐步实现依法治国。过去是搞运动，现在要靠法律”。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董必武再次指出了群众运动的副作用，他说：“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大尊重。”群众运动会“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董必武认为，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他指出：“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利益是不能实现的。党领导群众就是为群众出主意，和群众一道去争取群众的利益。”“像群众长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群众才不致走错路。党还要组织群众去为群众利益斗争，不应满足群众的自发性，不要尾巴主义，落在群众后面，只是跟着群众跑。党不领导群众，不组织群众，不去为群众办事或变成尾巴主义，群众是会走向失败的，这完全不符合群众利益。党必须领导群众，群众也必须有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其利益。”

　　董必武多次强调，国民党是被自己的腐败打倒的，共产党执政了，绝不能沾染国民党的毛病，特别要注意密切联系群众，不使自己走到人民群众的反面去。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曾经在南方局工作过的杨继干曾向邓颖超回忆说：“那时我们伙食费一个月三块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我们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报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解放初期，董必武在农村的一些亲友纷纷写信向他提出安排工作、调动工作等等请求，被他一律回信婉言拒绝。后来，他干脆写了一封通函，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亲人和亲友，对他们事先进行教育。

　　董必武身居高位，从不自视特殊，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注意以身作则，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不徇私情。为此，党中央曾褒奖他——“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

　　坚守“初心”，根本上要对党忠诚

　　董必武认为，坚守“初心”，根本上要对党忠诚。早在1915年6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国家的发展“无不由一二先知先觉之士，当位在势，以谋其民族幸福为心，树之典型，播为风气，政府先善，而社会逐渐改良。”也就是先要一个具有大智慧的民族英雄或先进政党，担当起领袖的责任，登高一呼，引为潮流，建设一个为人民谋幸福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带领人民推动社会发展。1920年3月，董必武等人创议建立了私立武汉中学。在办学过程中，他提出以“朴诚勇毅”四个字为校训，“朴”就是朴素，也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后来他在解释“朴诚勇毅”的校训时，在后面增加了“干革命”三个字，说他创办这所学校就是为了干革命。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由董必武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获得一致通过，由此使凝聚着董必武心血的华北政权建设经验上升为国家意志。

　　做到对党忠诚，必须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贡献与名利的关系，摆正自己在革命事业中的位置。他曾和孩子们讲：京剧里主帅出来前，都有一些跑龙套的人登场。“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龙套’？你们要学会‘跑龙套’。就是要甘当配角，不要老想着当主帅。”董必武女儿董良翚回忆说：一次，在和爸爸聊天时，发现他茶壶里没水了。董良翚忙拿暖瓶去续水，但一不小心，把水洒在了办公桌上。她忙取来一块布抹擦。这时，董老瞟了一眼抹布，就势说：“我常说我是一块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见董良翚不以为然，董老又说：“看不起它？你现在不是正用它抹桌子吗？抹布也是有用的哟！”

　　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忠诚于党和党的事业。1975年3月5日，在他九十虚岁生日之时，写下《九十初度》一诗：“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表达了一个共和国元勋，没有半点居功之心，坚持“彻底革心兼革面”的伟人情怀。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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