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的午后，雪停了。

    我趴在窗台上，看着胡同口的青石板路。昨夜刚下过一场薄雪，此刻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微弱的银光。屋檐上的冰棱开始滴水。一滴，两滴，敲打在窗沿上，清脆得很。

    “你爸的信上说，就这两日到家。”母亲一边擦拭着茶盘上摆放的印有毛主席画像的搪瓷缸一边说。她说话时头也没抬，但我看见她擦拭的动作比平时慢了些。

    幺妹抱着那个能听她说话的布娃娃跑过来大声问我：“大哥，爸爸今天真的回来吗？”

    “应该吧。”我摸了摸她的头。

    “要是今天不回，明天也一定回。”大弟从里屋钻出来，手里拿着一本地理书，“爸上封信说了，除夕前一定到家。”

    奶奶坐在藤椅里，眯着眼看墙上的挂钟。那只老钟是爷爷留下的，黄铜钟摆在玻璃罩里不紧不慢地摆动着，发出沉闷的“嗒嗒”声。这声音在寻常日子里几乎听不见，可此刻却格外响亮。

    “你爸胃不好，不知在外头可按时吃饭。”奶奶轻声说，像是自言自语。

    天色渐暗时，胡同口还是没有动静。母亲开始准备晚饭，厨房里传来菜刀与砧板的碰撞声，还有锅里油炸开的“滋啦”声。我知道她在做父亲最爱吃的葱爆猪腰花——这是父亲最爱吃的下酒菜。

    “妈，我来帮你。”我走进厨房。

    “去看看汤好了没。”她说。我走到灶台边，掀开旁边的砂锅盖，排骨萝卜汤的香气扑面而来，白汽模糊了我的眼镜片。

    正炒着菜的妈妈调过头跟我说:“你奶奶说你爸刚工作时，有一年过年回不来，他跟他的同事在山里啃干粮。”母亲忽然停下手里的锅铲说道:“你奶奶哭了整三天。”

    我想象着年轻时的父亲，白天背着地质包走在大山里找寻矿点，夜晚则在帐篷里整理资料和矿石。这种画面一直在我脑海中出现过无数次。

    “吃饭啦！”大弟喊道。我们围坐在方桌前，桌上摆着四菜一汤。幺妹似乎带着有点着急的口吻小声说：“爸爸怎么还不来啊！”

    “吃饭吧。”母亲轻声说道。

    正吃着，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们似乎同时停下了筷子。

    脚步声由远及近，却在我们家门前没有停留，继续向前去了。大弟失望地叹了口气。

    “才腊月二十八，急什么。”奶奶说着，给幺妹夹了一块肉，“你爸说了回来的，就一定会回来。”

    晚饭后，我们照例守着火炉等待着父亲。

    母亲织着毛衣，说是要给父亲织条新毛衣——什么新毛衣啊！我看见的都是母亲从旧毛衣上撤下的毛线。我则在静静的看着从同学那儿借来的《精忠说岳全传》的书——书是那种薄薄的纸张和那种细如蚊蝇铅字印刷的旧版书。大弟在认真的做着作业。幺妹抱着她的布娃娃在说着悄悄话。奶奶就那样静静坐着，望着门的方向……

    十点钟，胡同里彻底安静下来。雪花又开始飘了，细密的，在昏黄的路灯下像一群迷路的萤火虫。

    “孩子们都睡吧。”母亲终于说。

    我们回到屋里，但我知道谁都没真的睡着。我躺在床上，听着雪珠子落在瓦片上的沙沙声，想着父亲此刻在哪里。是在火车上吗？还是在长途汽车里？此刻他会不会也正望着窗外的雪，想着家里的我们？迷迷糊糊中，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推门进来，背包上还沾着雪花，他笑着张开双臂，我们就那样扑进他怀里。

    醒来时，窗外泛着白光。

    腊月二十九的早晨，雪积得更厚了。

    胡同里的孩子们已经开始零星放起了鞭炮，清碎的炮声，惊起屋檐上的麻雀。

    整个上午，家里的气氛都有些微妙。我们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但每个人的耳朵都竖着，听着门外的动静。

    午饭时，幺妹忽然哭了。“爸爸是不是不回来了？”

    “瞎港！”奶奶语气里似乎少了点往日的温柔，“你爸哪年没回来过年？”

    “去年就没回。”幺妹抽泣着。

    我们都沉默了。是的，去年父亲在湘南探矿，大雪封山，信都寄不出来，只好拖人带信说要晚些时候回来，可是最终却没回来。那年除夕，我们也是这样围坐在烤火炉前，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样板戏，等待着父亲的到来。

    “今年不一样。”大弟突然说，“爸信上写得清清楚楚，腊月二十八九准到家。”

    整个下午，母亲忙里忙外地准备着过年吃的食物，我和大弟贴春联，幺妹帮着奶奶剪窗花，红纸屑洒了一地，像提前绽放的爆竹碎屑。

    五点钟，天色又暗下来。雪似乎小了，但风更紧了，吹得糊窗户的纸“呼啦呼啦”响。

    就在我们几乎要放弃父亲回家的愿望时，门外传来了不一样的声音。

    起初，是一阵急速而带有沙沙的脚步声，渐渐地，变成一种沉重有力的压过积雪的“咯吱”声，还有那熟悉的、宏亮的咳嗽声。

    我们同时愣住了。

    接着，门被推开了。父亲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地质队专发的略显油污的蓝色棉袄，肩上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地质包，眉毛和鬓角上都结着白霜。他瘦了，也黑了，但眼睛在看见我们的那一瞬间亮了起来。

    “我回来了。”他说，声音还是那般宏亮。

    此刻，时间仿佛静止了几秒，然后突然活了过来。

    幺妹第一个扑上去，抱住父亲的腿。大弟接过父亲从肩上取下的背包。我帮着拿父亲从外面带回家的那只绑好的纸箱。母亲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拿着锅铲。奶奶从藤椅里站起来，动作快得不像七十岁的老人。

    “怎么这么晚？”母亲终于开口，声音有些颤抖。

    “最后一班车耽误了。”父亲脱下棉袄，露出里面有些破损的用从手套上撤下的线打的毛衣，“路上雪大，车开得慢。”

    他走到奶奶面前：“妈，我回来了。”

    奶奶没说话，只是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像他还是个孩子。“瘦了，”她终于说。

    父亲从背包里往外掏东西：给奶奶的狗毛皮护膝，给母亲的棉手套，给我的绿色封皮的笔记本，给大弟的罗盘模型——一个用木头雕刻的、周边刻有罗马字的地质罗盘模型，给幺妹的是一串用彩色石子穿起来的手链。每一样都不贵重，但都是他一路小心带来的。

    “这石子啊是我在勘探点捡的，看，像不像彩虹？”父亲把手链放在幺妹手里，她红扑扑的小脸蛋露出了甜甜的微笑。

    晚饭时，父亲坐在他的位置上。妈妈拿出酒杯放在父亲的面前，且给杯里续上了酒。奶奶亲自给父亲夹了一筷子他最爱吃的炒腰花:“慢慢吃”，一对慈祥的目光看着父亲，同时又柔柔的对我们说:“来，吃饭吧”。

    很明显，这顿饭要比平时吃的格外香甜。

    饭后，父亲给我们讲这次勘探的见闻：大山深处灵巧的野山羊，溪间溶洞里笨拙的娃娃魚，还有浑身长满棕色绒毛的弥猴。我们围着他，像围着篝火听故事的远古先民。

    “有一次我们迷路了，靠着罗盘和地图才走出大山。”父亲说，“那时我就想，家里的老挂钟指到几点了？毛砣他们是不是在做作业？”然后又轻柔的刮了刮幺妹的小鼻头，说:“我的幺妹睡了吗？”幺妹像只小猫咪似的靠在父亲怀里咯吱咯吱笑。

    我和大弟的眼睛睁得圆圆的，两耳注精会神地听着父亲讲着他们在大山里如何循着矿脉寻找矿藏的事。奶奶和母亲不时的交换着眼神——我看出了那眼神里有心疼，有理解，也有终于放下心的那份牵挂。

    深夜，我起夜时看见父亲独自站在窗前，灯光照在他的侧脸上，勾勒出坚毅而疲惫的轮廓。

    “爸，怎么不睡？”

    他转过头：“看看雪。山里的雪和城里的雪不一样啊，山里的雪更安静。”

    我们并肩站了一会儿。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明天就是除夕了。

    “这几年，家里辛苦你妈了。”父亲忽然说。

    我对着父亲墨墨地点了点头说:“是阿，奶奶的老寒腿病又患了，现在连走路都只能慢慢的向前移。”我转过头来看看父亲，“前不久，我还看见妈在梳头发时居然露出了儿根白头发，我对妈说:‘姆妈，你好像有白头发呢！’，当时妈只是笑了笑，说:‘你们一个个都长大了，做妈的有几根白头发不希奇！’”说到这我似乎感到父亲喉腔里轻轻“哽”了一下，右手指在两眼间抹了抹。

    父亲扽了扽说:“你做的很好，帮妈妈照顾奶奶和弟妹。”父亲又拍拍我的肩，“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有些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

    腊月三十的清晨，我被鞭炮声吵醒。父亲已经在巷子里扫雪了，他的动作有力而熟练，很快清出一条干净的路面。

    母亲在厨房里准备过年的吃食，香气飘满整个房间。奶奶给幺妹扎着红头绳，大弟在贴“福”字。

    我走到父亲身边，帮他一起铲雪。

    “爸爸，今年能待几天？”我问。

    “初五走。”父亲说，“今年三月就要交资料。”

    只有短短的七天啊。可这七天，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年。

    吃早饭时，父亲宣布了一个决定：“今年除夕，我来掌勺。”

    母亲惊讶地看着他，随即笑了：“你那手艺……”

    “在野外练出来的。”父亲眨眨眼。

    于是，那个除夕的下午，父亲系上母亲的围裙，在厨房里忙碌起来。母亲打下手，递油盐酱醋，尝咸淡。父亲做了一桌我们从没吃过的“勘探队年夜饭”——土豆烧野菌、干笋炖腊肉、葱爆腊血肠、蒜香干椒炒笆毛鼠，加上往年常吃的几个当家菜，真是满满一桌子。

    黄昏时分，所有的菜都上了桌。桌中间是母亲做的鱼，寓意年年有余。周围摆满了父亲亲自烹、炸、煎、炒的几道菜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

    父亲微笑地端起酒杯站起来对着大家说：“在新的一年里，祝奶奶身体康健，孩子们学习进步，你妈越来越漂亮，我的工作越来越顺利——找更多的矿，也为我们全家大团圆干杯！”

    大家齐声道:“干杯！”

    我们举起各自的杯子——大人是酒，孩子是汽水。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

    屋里，暖意融化了窗上的冰花。

    守岁时，幺妹趟在父亲怀里像只小花猫似的睡着了。

    大弟强撑着不睡，眼皮却直打架。

    奶奶和母亲说着悄悄话，时不时的发出开心的笑声。

    父亲和我下了一盘相棋，他让我赢了。

    午夜钟声敲响时，我和父母一起走到院子里。父亲点燃一挂鞭炮，红色的纸屑在雪地上绽开，像春天里最早开放的花瓣。

    “又一年了。”父亲说。母亲扶着我的肩头说：“好快啊，一家人又平安的度过了一年。”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年。

    年，不是丰盛的年夜饭，不是崭新的衣服，不是热闹的鞭炮。

    年，是风雪夜归人推开家门时的那句“我回来了”，是游子卸下行囊时的那声轻松的叹息，是分离三百多天后终于能坐在一起享受的那份亲情。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什么是天伦之乐。

    知道有人为你留着一盏灯，知道有人计算着你归家的日子，知道有人把你空着的位置年年擦拭的干干净净。

    夜深了，雪又开始下了。父亲站在门口，看着雪花飘落。

    “明年还是在湘南吗？”妈问。

    “不，湘西北有个新矿区。”父亲答。

    “要搞多久？”

    “很有几年。”

    “么时回家？”

    “还是除夕前。”

    父亲转过身看着母亲，眼里有温柔的光！……

    这就是七十年代中期的某个除夕，一个地质工作者的回家路，一个普通家庭的团圆夜。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人间最朴素的等待与相守，而这份等待与相守，在岁月的长河里，成为了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年味。（文字/李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