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彭桂文(1940.6—1969.10),男,江西安福人,原中南三〇九队物理分析技术员,援阿尔巴尼亚烈士。1963年毕业于江西抚州地质专科大学,同年分配至中南三〇九队第一队工作,曾任化验室物理分析小组负责人、团支部宣传委员,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9年8月5日经中央批准,派遣到阿尔巴尼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年10月13日因公殉职,被阿尔巴尼亚授予二级劳动“红旗勋章”。

29岁的父亲

家里的书架上,一直放着一本绿色封面的厚书。

书页已经泛黄,却保存得很好。那本书叫《当代中国的核工业》。母亲从不轻易让人碰它。小时候我问她,书里有什么,她说:“有你爸爸。”

很多年后,我才真正看懂那本书。第522页,有一张黑白照片。中国专家组站在阿尔巴尼亚国立地拉那大学实验楼前。母亲指着右侧第三个人,说:“这是你爸爸。”

那个人瘦,年轻,站得笔直,嘴角微微抿着。没有遗言,没有归来的行囊。他叫彭桂文,殉职时29岁。

母亲说,这本书她藏了一辈子——从黑发到白发。搬了多少次家,扔了多少东西,这本书始终在她手边。她翻得最多的一页,就是第522页。那一页的右下角,比别处更软,更薄,像是被手指反复摩挲过千百遍。

1940年6月,父亲出生在江西省安福县山庄公社秀水大队一个中农家庭。旧社会的苦,家里人后来讲得不多,只说日子过不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进了学校,从初小一直读到大学,成了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他常跟人说,这读书的机会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不能白读。

1958年,他在吉安高中读书。那一年,学校响应号召大办钢铁,他第一个报名。炉火烤得皮肤都要焦了,他守在炉前,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有人劝他歇歇,他说:“钢铁是国家的骨头,少一两都不行。”那一年,他被江西省吉安专区评为“钢铁模范”。

1963年,他从江西抚州地质专科大学毕业。填志愿时,他在第一栏写下: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被分配到中南三〇九队第一队。

在化验室物理分析小组,他担任负责人。每天天不亮就到,先把仪器擦一遍,再把当天要用的试剂配好。晚上别人走了,他还在整理数据。组里的年轻人说:“彭组长干活,那是真拼命。”他听了只是笑笑:“国家等着我们的报告,慢一天都不行。”

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性格有些内向。不工作的时候,别人凑在一起聊天打牌,他多半坐在一边看书。偶尔和同事下下象棋,棋盘是旧纸画的,棋子磨得发亮。队里的阿姨回忆说:“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别的娱乐,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你爸爸就是个工作狂。”

1968年,毛主席关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指示发表。他第一个报名下放生产第一线。有人劝他:“你是大学生,何必去干那些粗活?”他说:“知识分子不懂工人农民,就像树没有根。我得去扎根。”

下放后,他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重活、脏活抢在前头。有一次,他在劳动中打破了手指,血顺着指缝往下淌,染红了手套。旁边的工人喊他快去包扎,他摆摆手,撕了条布缠上,继续干。工人师傅后来跟人说:“我们欢迎这样的知识分子,没架子,能吃苦,跟咱一条心。”

1969年8月,因工作出色,经中央批准,他被派往阿尔巴尼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出发前,他回了一趟家。那时我刚出生不久,还在襁褓里。那年姐姐6岁,已经懂事了,拉着他的衣角不肯松手。他蹲下来,摸了摸姐姐的头,又抱了抱我,看了很久,没说一句话。母亲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任务完成了就回来。”

到了阿尔巴尼亚,语言不通,气候不适,野外作业环境艰苦。他给队里写信,从不提难处,只说:“一切都好,请组织放心。”他和同志们一起翻山越岭,采集样品,整理资料。他把祖国的嘱托扛在肩上,把自己藏在队伍里。

1969年10月13日,他在工作途中因公殉职,年仅29岁。

消息传回国内,母亲抱着我哭得站不起来。姐姐后来告诉我,那天家里来了很多人,她站在旁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爸爸不会回来了。

母亲晚年,把那本书交到我手里。她的手已经没什么力气了,却把书按得很紧。她说:“你爸爸在里面,别弄丢了。”

我翻开第522页,那张合影有些模糊了。照片里的人穿着整齐,脸上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神情——不笑,也不说话,像是随时准备出发。

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时常抽出那本书,翻到522页。有时候不说话,有时候只说一句:“爸,我回来了。”

第522页。我还在翻。母亲翻了一辈子,轮到我翻了。等我翻不动了,这本书会交到下一双手里。到那时候,父亲还是29岁。还是瘦,还是年轻,还是站得笔直,嘴角微微抿着,站在阿尔巴尼亚国立地拉那大学实验楼前。

他没有走远。他在每一页被翻薄的书页里,在每一个走进化验室的清晨里,在每一双接过接力棒的手中。

父亲,您29岁,永远29岁。您没来得及看我长大,可您站着的样子,我看了一辈子。(文图/彭九英  编辑/姚 岑)